莫高窟记得，“飞天”记得……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素描

莫高窟，沙漠里的艺术明珠，曾数历磨难。 　　如今，因为一群可爱的人，通过长达70多年的接力呵护，又熠熠生辉。 　　这是千年前无数敦煌画工，听到的最美“历史回音”，响亮悦耳；这是国内外无数敦煌朝圣者，看到的最好“时代答卷”，精彩满分。

　　原标题：莫高窟记得，“飞天”记得……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素描

　　敦煌研究院技术人员在莫高窟98窟内对病害壁画进行修复。（2014年9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斌

　　莫高窟158窟涅槃佛。吴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莫高窟，沙漠里的艺术明珠，曾数历磨难。

　　如今，因为一群可爱的人，通过长达70多年的接力呵护，又熠熠生辉。

　　这是千年前无数敦煌画工，听到的最美“历史回音”，响亮悦耳；这是国内外无数敦煌朝圣者，看到的最好“时代答卷”，精彩满分。

　　莫高窟不会忘记，“飞天”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

　　　灯

　　回首76年的岁月时光，那里，一盏盏“灯”，灿若星辰——

　　1935年的一天，漫步巴黎塞纳河畔的常书鸿，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这是常书鸿第一次听说了敦煌，知道了在莫高窟还保存着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塑像，他既震惊又感慨：“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里的人，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

　　这一眼，让已在巴黎颇负盛名的东方之子魂牵梦萦，那印在脑海中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像一盏明灯，指引着自己，一路辗转，抵达敦煌，一头扑进“飞天”的怀抱。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莫高窟近5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终结了。

　　那时的常书鸿，或许想象不到，自己也会成为一盏明灯，指引着一批又一批热爱敦煌艺术的青年们在荒滩戈壁扎下根来，用青春、汗水、热血甚至生命浇灌，让“敦煌之花”绚烂怒放。

　　上世纪四十年代，地处西北一隅的敦煌，条件之差难以想象，500多年无人管理的莫高窟更是破败不堪：风沙肆虐、荒凉寂寞、无电无水、无交通工具、信息闭塞……

　　常书鸿知道难，可他更知道，洞窟里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值得守护，他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发出邀请。很快，董希文、潘絜兹、乌密风、史岩、范文藻、段文杰、凌春德、霍熙亮、孙儒僩、欧阳琳、史苇湘等年轻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

　　他们白手起家，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个洞窟里的积沙，修建了1007米的土围墙，在周边种树，为洞窟测绘、照相、编号，全面调查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临摹……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为开辟敦煌石窟保护、研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也为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活苦，尚可忍受。妻离子散、研究所撤销的时候，常书鸿悲痛至极，他一个人站在莫高窟里，看着《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又感慨万千，萨陲那太子能奉献自己的身体救活一只奄奄一息的老虎，自己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萨陲那太子，或者说那千年前的无名画工，那萦绕在自己周围的敦煌艺术，如一盏黑夜中的明灯，再一次指引了常书鸿——不能走，再严酷、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

　　从此，用一生守护，在敦煌站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敦煌守护神”。

　　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从常书鸿手中接过接力棒，继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又于1984年担任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不仅带领大家将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到新的高度，还孜孜以求，临摹面积达140多平方米的洞窟壁画340幅，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的第一，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

　　这一阶段，借力改革开放的东风，李最雄、王旭东、汪万福、苏伯民、马德、赵声良、张先堂、杨秀清等专业人才，通过大学分配、招聘、调动等方式，陆续来到敦煌，逐渐成为各自领域很有成就的专家，也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8年，年近60的樊锦诗接过重任，成为第三任院长；

　　2014年，47岁的王旭东，再接力，继任第四任院长；

　　2019年，已扎根敦煌35年的赵声良接棒，担任第五任院长……

　　因为莫高窟这盏明灯，这个名单会继续拉长，如颗颗繁星，将曾数经磨难的莫高窟映照得更加明亮。

　　莫高窟，莫高人，两盏明灯，在戈壁，交相辉映。

　　　　登

　　翻开敦煌研究院这本厚书，一页页，如同一个个云梯，接力攀升，登向高处——

　　沙，总也清理不完的沙，或许是老一辈莫高人记忆犹新的画面。

　　用双手清沙；设法把宕泉河的水引至窟前“引水冲沙”；就地取材，在石窟山崖边上修建“土坯防沙墙”；用“导沙帆布筒”清理流沙，再用牛车拉走……或许在今人眼里略显“小儿科”的做法，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却能陆续清理洞窟及周边三四万立方米的积沙。

　　后来，又经过“化学固沙”，再到建设防沙林带，再到建立“六带一体”综合防护体系……从常书鸿、孙儒僩到李最雄、汪万福，代代莫高人“把沙漠当情人”，硬生生将动不动就成“黄色沙瀑布”的环境改善为“大漠深处的世外桃源”。

　　对莫高窟的保护，环境，只是基础。

　　一代代莫高人不断攀登，对莫高窟窟体精心保护，终于给“飞天”一个安全的家；对莫高窟窟内本体的保护，更是无微不至，广寻良策，誓与历史和时间“掰手腕”，让人类的“宝贝”延年益寿。

　　1980年底，经过两轮考试，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时候，高中毕业的吴健刚刚18岁。那个时候，胶片相机是奢侈品，吴健这份颇为“高级”的工作令人羡慕。

　　可外界总是传来“文物摄影只是翻拍，算不上艺术”“文物摄影只是其他业务的附庸，无法和绘画、美术相比”等声音，让吴健心里很不是滋味。

　　怎么就不能比呢？

　　吴健不信，去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摄影，回敦煌后一头钻进洞窟。他记着樊锦诗说的“158窟涅槃像是我看到的所有卧佛里最美的”，成天待在158窟，盯着这尊15.8米长的佛像，从头观察到脚，再从脚观察到头，他想拍出这尊涅槃像深情安详、微含笑意的神韵和意境。

　　直到1998年的一个下午，吴健看见了那束光，将一张前所未有的涅槃像定格在胶片上，从此开启了用镜头与石窟对话的精彩摄影人生。

　　30多年过去，吴健早已不在意外界的种种，他只想拿起相机，寻找自己眼中的敦煌，最美的敦煌。

　　2018年，吴健积累了二三十年的作品——组图《西风东渐·佛影重现》获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其中，就有158窟涅槃佛。

　　而他的摄影，不再是附庸和配角，他用千万级别量的高清照片，为敦煌研究做生动的注解和旁白，更成为数字展示中心和“数字敦煌”的“核芯”……

　　1981年4月1日，18岁的李萍和其余22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坐在一辆贴着“欢迎新干部”的大客车上，驶向敦煌。

　　李萍和爱人坐在车里，那时，他们彼此还未相识。那时，李萍也不曾想到，自己能先后成为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和数字展示中心这两个弘扬敦煌文化“大部门”的负责人。

　　和她同来的人，有些陆续离开了。

　　可李萍，因为段文杰的一句“你是敦煌姑娘”，留了下来，不断学习，提高自己，讲解、翻译样样都让人竖起大拇指；

　　也因为樊锦诗的一句“这么好的场馆，你可得管理好，别没几年就‘旧’了。”李萍这个家里的“甩手掌柜”跟变了个人似的，“跨行”学习物业管理，将数字展示中心管理得井井有条，194块立体玻璃干净锃亮，几万平方米的墙面、地面“五星级标准”，自己更是见哪里不干净了，顺手就擦……愣是“颠覆”了游客对西北的印象。

　　从1944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到1950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的敦煌研究院……变化的是年份和名称，不变的是“保护、研究、弘扬”的初心和使命。

　　为了这六个字，莫高人的攀登脚步从未停歇，莫高人攀登的身影里还有更多不曾提及的名字——

　　常年在莫高窟窟顶与沙较量的年轻人，常年在书海艺州里默默遨游的学者，常年在洞窟里一笔一画临摹、一寸一毫修复的专家，抑或还有“莫高大王”乐乐留下的串串湿漉漉的脚印……

　　1650年前，无数画工登上梯架，一笔一画，勾勒出一个个佛国世界，璀璨了千年。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1650年后，一代代莫高人忘我攀登，用每一个人的青春与奉献，筑成通往世界领先文博管理机构的一架架云梯，铸成开创未来的“莫高精神”的一颗颗螺丝钉。

　　　等

　　走进莫高窟千年的历史长廊，那里，总有人在“等”，总有要“等”的人——

　　公元366年，三危山等来了乐僔。从此，叮当悦耳，一座座石窟绵延10余个朝代，开凿出一座流经千年的文化圣殿。

　　公元1944年，莫高窟等来了常书鸿。从此，号角嘹亮，一代代莫高人接力70余年，建立起一家享誉世界的文博管理机构。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一代代莫高人都知道，莫高窟在等；可他们更知道，莫高窟等不起。

　　从最初的看守保护，到抢险加固，再到科学保护，再到如今基本建成以保护和管理相并重，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为保障的综合保护管理体系……方法和手段不断升级完善，保护的初心和使命未曾改变；

　　从最初单纯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敦煌历史文化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专题研究，以及敦煌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系统解读，从“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到冉冉升起的世界敦煌学中心……范围和内容不断延伸，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依然如初；

　　涂色书、展览、公益讲座、“网络体验”“手机APP”“数字敦煌”，多维传播让偏居西北一隅、曾无人问津的莫高窟，成为名扬四海、一票难求的游客圣地；使高深难懂、高高在上的敦煌文化，褪去神秘外衣，从“庙宇神坛”走近“寻常百姓”……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尽管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在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处于全国乃至国际领先地位，在文化遗产领域开了无数先河，争得无数第一，取得多项专利，荣获多项大奖，但莫高人依然“如坐针毡”，只争朝夕，与时间赛跑。

　　2003年，65岁的樊锦诗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用球幕电影展示洞窟文物。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属首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反对声也不绝于耳。

　　可，樊锦诗“执拗”。

　　保护，还是开放？一直以来似乎是一场非黑即白的博弈。

　　可樊锦诗，用一座历时12年建成的数字展示中心，实现共赢。“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洞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不仅彻底改变了莫高窟自1979年开放以来的参观流程、参观模式以及参观体验，也将莫高窟游客最大日承载量由之前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实现“鱼和熊掌兼得”。

　　2016年5月1日，经过20多年的数字化进程，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在互联网的广阔领域里，一次性“开凿”出跨越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不同朝代的30个经典洞窟，向全球开放。

　　这不仅让更多难以抵达敦煌的观众“看见敦煌”，也将薪火相传，直到“在线复制”出又一个“虚拟敦煌”，让敦煌的美永世流传。

　　这是何等的壮举！

　　李云鹤，今年已是87岁高龄，却依然记得常书鸿交付给自己的任务，穿梭在洞窟和脚手架上，一点一点修复壁画。

　　他知道，那些“生病”的壁画和塑像等不起。

　　除尘、灌胶、滚压、回贴……从23岁的翩翩青年，到87岁的耄耋老者，李云鹤很知足，因为4000多平方米岌岌可危的精美壁画，经自己之手重焕勃勃生机。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从当初的常书鸿一人，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时的18人，再到如今的1463人，有些走进人们的视野，为人识得、记得；更多的人，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不被人晓。

　　雁飞过，天知道；风吹过，云知道。来过的人，做过的事，敦煌都知道、都记得。这已足够。

　　樊锦诗说：“敦煌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她还说：“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还是敦煌。”

　　莫高窟在等，莫高人在等，他们等着更多的人来到莫高窟，成为莫高人，成为那一盏明灯，成为那一位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