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人类文明，传承敦煌精神——《野马，尘埃》后记

感恩人类文明，传承敦煌精神

——《野马，尘埃》后记

冯玉雷

　　我一直对艺术探索着迷。2008年，《敦煌遗书》结稿，进入出版环节，我开始为创作《野马，尘埃》做准备。那时正当壮年，有大量时间，我计划用30年时间写三部敦煌文化长篇小说，每部写10年，100万字，分别反映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前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及归义军时期。通过这种宏大书写对抗越来越严重的浅阅读及碎片化阅读。完成这三部大书，算是告慰平生文学梦。

　　《野马，尘埃》篇幅巨大，内容浩繁：吐蕃贵族尚修罗出生后滔滔不绝讲述的内容被整理成神秘文书《宁布桑瓦》。他因此被更名为“倏”，冒充吐蕃王子送往漠北回纥充当人质；与此同时，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更名为“忽”，被送往吐蕃做质子。尚修罗（“倏”）与磨延泣（“忽”）分坐驼轿两边，在回纥领地龙城大道上永无休止往复循环，他们既不能互相沟通，也不能与其他人交流。一次偶发事件中，尚修罗被女巫阿史德（安禄山之母）魔术“蛊惑”生下侏儒，取名阿嗜尼，他因擅长表演走红西域。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入朝时打算将阿嗜尼上贡唐玄宗。阿嗜尼表演时意外带出两把牛耳尖刀，夫蒙灵察以谋杀罪名被贬官，而阿嗜尼则成为唐玄宗宠物。

　　尚修罗经历种种磨难，恢复常态，受吐蕃重用，攻打河西走廊的凉州、张掖、敦煌等地。

　　安禄山发动叛乱，获得阿嗜尼，宠爱有加。不久，叛乱队伍发生内讧，刺杀安禄山，阿嗜尼又服侍安庆绪、安仁执、史思明、史朝义等，后来被俘，送回唐朝，继续在皇帝、太监、朝臣等之间周旋。

　　尚修罗在攻打敦煌过程遭遇种种奇事，信仰开始动摇。吐蕃赞普敦请摩诃衍禅师入藏传法。阿嗜尼看破红尘，出家修习顿悟禅法，精神和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成为摩诃衍禅法坚定信徒。摩诃衍顿悟禅法在吐蕃流行，引起朝臣不安。赞普决定迎请印度渐悟派禅僧莲花戒率徒到逻娑与摩诃衍等进行公开论辩。摩诃衍顿悟派失败，按照约定要退出藏区。同时还需将大量典籍运离雪域高原。摩诃衍将所有典籍浓缩装进二十二只鸟卵中——它们正是失踪多年的十二只“倏忽”和十只“混沌”，也是《宁布桑瓦》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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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我通读《大唐西域记》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先生著、耿昇先生翻译的《吐蕃僧诤记》。戴密微先生是欧洲汉学大家，他依据的材料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序、两份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大辩论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另外还有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这些史料因储存于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护下来。据研究，《顿悟大乘正理决》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1000年，远远早于目前流行的众多藏文教法史料。戴密微先生选择这些出自藏经洞的文献史料完全按照中国传统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可谓远见卓识，高屋建瓴。《吐蕃僧诤记》涉及佛学、唐朝和吐蕃历史、军事制度、中国古代哲学等方面知识，大开大合，容量极大，疏义者知识渊博，“治大国烹小鱼”，竟然能把中国中古时期的“渐顿之铮”及历史背景用法文撰述出来，令人惊叹；而耿昇先生竟然也能恰如其分地翻译成中文，更让人拍案称奇：他不但要对法国语言文化深入了解，而且必须对原著涉及到的大量深奥知识相当熟悉才能译得如此精妙、生动。这部译著直接影响到我对《野马，尘埃》及计划中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都以禅宗传播为主要线索。摩诃衍最初受赤松德赞之请赴卫藏传教，受挫时去了青海宗哥（就是宗喀，“宗曲”意为湟水），并且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中建立禅宗传播基地。北宋《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诀舌之不可辨，其意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但世莫知耳。”可知两个世纪之后河湟一带西蕃佛教仍保持着修禅特点。前弘期（吐蕃时期）藏族禅宗发祥地在晚唐五代时又成为卫藏后弘期佛教文化复兴发祥地，应该说都是受了“顿渐之争”的巨大影响。

　　为熟悉“破落官”王锡记录的《大乘顿悟正理决》，用毛笔抄录一遍。我也在其它瀚如烟海的敦煌文献中遨游，辛苦着，快乐着，打破传统小说结构方式，以中国文化元素金、木、水、火、土，八卦、十二星座、十天干、十二地支、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佛教哲学术语色、香、味、触等名称为各章节命名，故事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僧诤事件展开，努力把中古时期吐蕃占领沙州前后，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部族矛盾冲突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包装”，在广袤地域、深远历史与纷纭人物交织的时空中展开宏大叙事，我让唐朝皇帝、武将、文臣、商贾、宗教人士等众多历史人物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化实为虚，化虚为实，使他们都成为承载小说表达中的意义符号，赋予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消解海量信息冲击时带来的纷繁感和压迫感，我尽量通过语词让人物身份清晰，彰显个性。例如，“朕”是秦始皇起专用作皇帝自称。皇帝自称“朕”是常态，而一个小人物要这样自称，就会令人惊诧。我在《金牛座卷：非实验开凿》等章节叙述中为了增加表达效果，让非皇帝的、不同身份的叙述者都自称“朕”，不但表达 “我”的立场，还要表现“我”的虚幻状态，“我”在“朕”的幻觉中叙述时本身就具有讽刺性，“撸草打兔子”，事半功倍。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思想感情巨烈变化混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这在《天蝎座卷：御驾亲征与篡位》中尤为突出。安禄山及其利益集团处于失序状态，李猪儿、安仁执等人格分裂，心灵扭曲，混用第一人称代词，意在表现他们精神膨胀与内心慌乱纠结中的失语状态。读者阅读至此，若执着于语法，可能会觉得对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使用太混乱，但若置身小说语境就很好理解。另外章节中我让平民在流离颠沛、茫然四顾时用“兰州话”叙事，叙说内心惶恐，由此折射出动乱年代人们内心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如此等等。

　　《野马，尘埃》虽然选取历史题材，但不是重述历史。不管写实、写虚还是虚实相间，到底还是具有独立话语系统的艺术化小说，是别一种客观存在。

　　创作之初，我有足够时间从容钻研历史文献和相关学术问题，也能够沉下心来立体化、全方位探索小说艺术表现手法。2012年4月，小说杀青。我本来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后修改。很意外，我被学校派往《丝绸之路》杂志社任职。工作环境变了，创作构想、方式也得变化。我只能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修改。那个阶段，我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一种探索性较强的文学文本，从纯粹意义上的创作而言，或许有些价值，但要进入市场，就很小众，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会有阅读障碍。可是，经过好几年酝酿、书写，《野马，尘埃》雏形已定，很难脱胎换骨。当初计划种枣树，中途改弦易辙，培育成苹果树，很可能一举两失。因此，尽量保持原来的探索风格。

　　上大学期间，从读米兰·昆德兰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始，我最喜欢、投注精力最多的是探索小说。写作最重要的是创作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创作结束后，文本就成了相对独立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与自己关系已经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校对，书写者通常要撂在一边，不愿再次面对，因为作者离开那种特定的创作状态越来越远，令人难过，伤感。我的小说创作从1990年算起，快三十年了，每部小说风格既有连贯性，又有明显不同。《野马，尘埃》与201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禹王书》跨度也比较大。我希望出版能按照创作完成的顺序进行。因缘时会，《大家》在2018年第六期“锐小说”栏目刊发《禹王书》缩略本。截至目前，《大家》是唯一刊发我的探索小说的期刊，非常敬佩《大家》主编、评论家周明全的眼光和气度。

　　我开始创作《野马，尘埃》是2008年，2012年杀青，之后几次修改。由于篇幅较大，出版过程一波三折。所幸太白文艺出版总编党靖先生主动约稿，才又了这次出版机会。编辑团队在《野马，尘埃》出版过程中认真负责，克服种种困难，也最大限度尊重了文本的艺术个性，非常感动。

　　岁末年初，有两个文化盛事令人鼓舞。其一是《文学评论》2018年第六期发表著名作家、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大文《符号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四十年发展回顾》，反复阅读，大快朵颐！我国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形成与民族本性密切相关，从符号学角度观察史前文化形态及后文字时代文化、文学、政治、经济等种种形态，形成独立的文艺理论，或许更能触及本质；其二是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时代发展需要学者、艺术家等在对历史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期待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学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放眼世界，遵循艺术规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小说出版之际，向一切滋养我们的优秀文化致敬！感谢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题签词，感谢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和索邦大学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李晓红翻译，感谢郑炳林、柴剑虹先生赐序，感谢中国国家画院画家王辅民兄为小说插画，感谢法国画家李中耀先生题赠书法作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等母校恩师的支持！感谢王见先生题写书名！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辛勤劳动！

　　同时，也感谢多年来支持我进行学术研究、田野考察和文学创作的各界朋友！

　　2020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