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序冯玉雷《野马，尘埃》

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序冯玉雷《野马，尘埃》

郑炳林

　　从1998年算起，到今年，与冯玉雷相识已经整整二十年。他年龄小我十岁左右，但一直称他“老冯”。

　　这些年，很多人事都在变化，但老冯却像匹骆驼，不急不躁地走自己的路。此前就知道他潜心创作长篇小说，但我搞学术，并无太多关注文学。初识那年秋天，他出版第一部敦煌文化题材小说《敦煌百年祭》。看到赠书，我由衷高兴——敦煌学虽然是显学，但甘愿忍受寂寞、潜心做学问的人还不是很多。老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走近敦煌学，我们多了一位同道，当然令人欣慰。他从这本小说开始，长期坐冷板凳，在敦煌学术与文学创作之间默默探索，陆续完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小说和敦煌题材影视作品《失踪的女神》《飞天》，成果颇为丰富。据我了解，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中，如此自甘自愿下笨功夫，把敦煌学文献、学术成果消化，然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见。敦煌学博大精深，既是学术宝库，又是文学富矿，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作家进行文学艺术化转化，但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作家视而不见。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且不说老冯敦煌题材小说探索状况如何，单就这种眼光和魄力，足以称道。

　　老冯朴素真诚，兼有作家的浪漫和学者的严谨。他以作家的文学浪漫视角审视敦煌文化遗产，又像乾嘉学派的学者那样索隐求证，乐此不疲。每次创作大部头作品前，他都要做足功课，大量阅读各方面敦煌学专著或论文，时不时还约请李正宇、朗树德、张德芳等学者聚谈有关问题，也尽可能参加敦煌学方面的学术会，向参会的郑阿财、郝春文、柴剑虹、耿昇、荣新江等学者请教，真正做到了谦恭自牧，不耻下问。有些朋友私下闲聊时谈到老冯，多少有些惋惜，说他如此刻苦，悟性又好，如果读学位，不管学问做多大，至少在世俗层面上来说不会“得不偿失”。例如，《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用了八年时间，《敦煌遗书》三年，《野马，尘埃》又是七年，仅这三部长篇小说就耗去十八年时间！

　　此等专注和淡定，令人感喟。老冯“忙人之所闲，闲人之所忙”，如痴如醉钻研学术，写小说，似乎只在“过瘾”。老冯涉猎范围较广，从敦煌学到人类学，从美术学到考古学，猛下功夫，付诸于文学创作。他有不少创见，若写成学术文章，质量应该不错。他不但擅长文学作品，也能写研究文章，有些学术文章在《中国比较文学》《兰州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等重要刊物发表。可他偏编像一位古朴的史前铜匠，辛勤找矿，辛勤采矿，辛勤冶炼，辛勤提纯，然后铸造成有分量的精美青铜器。于是，他的小说中“干货”增多，但也使得不少应该面世而未能面世的有价值的学术文章永远“稀释”进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中了。这些年，老冯孜孜以求，把兴趣变成工作，把工作变成事业，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和国家长远发展中，成就斐然。这个时代，要抛开诸多世俗诱惑、义无返顾追求自己理想，没有武人之果敢气魄，很难做到。是什么让老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去做一位孤独的探索者？我认为，是他无欲则刚的宁静和悲天悯人的天然情怀。敦煌文化乃至丝绸之路文化，能够经受纷繁的大浪淘沙沉淀下来，就是因拥有这种直指人类共性的崇高情怀吧！当今世界，更需要优秀文化文学成果春风化雨，慰藉沟通人们的心灵。老冯的敦煌题材小说完全不同于井上靖，已渐入佳境，具有独创性，开拓性。尽管一时半会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接受，但从长远来说，我们坚信其价值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含着眼泪耕耘的，必欢呼丰收。

　　2008年就知道老冯开始为创作《野马，尘埃》做准备了，谁都没料到，《野马，尘埃》即将“杀青”时，2012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把他从普通编辑岗位直接调至《丝绸之路》杂志社任社长、总编辑。老冯暂停小说创作，很快就适应“领导角色”，率领一帮人经营杂志，干得风生水起，策划实施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考察活动，例如他们连续进行的十四次玉帛之路文化系列考察活动，影响颇大。老冯干什么事情都全神贯注，但又灵活机动。“武人不苟战，是为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为文中之武。”正是因为这种真诚自然的禀赋，又肯吃苦，能吃苦，敢吃苦，做文做事做人，都如同行云流水，让人赏心悦目。老冯与人交往，也没有符号化、社会化的东西，让人舒服、踏实。因为没有机心，他同很多学者都建立了深厚友谊。例如与翻译大家耿昇先生，他们交往到了“忘形到尔汝”境界。究其因，除性情相投外，老冯创作《野马，尘埃》主要依据文献资料乃是耿先生翻译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著作的《吐蕃僧诤记》。他们的交情已超越学术本身，超越世俗层面的一切。2018年4月10日10时，耿先生在北京猝然仙逝，老冯痛彻心肺，在微信中写道：“晴天霹雳，太突然，惊讶至极！房间没开灯，黑暗越来越浓，我浑身无力，在床上静静躺了很久，回忆以前交往的种种…… ”4月11日又写诗怀念：“耿昇先生是一座高峰，我总是虔敬仰望。现在，只能凝望他，越来越远的背影了，悲苦难言。天山脚下，秦岭山中，雅安道上，多少往事依然鲜活…… ？”4月12日早晨，又写了长诗《天鹅之歌——纪念耿昇先生》，长歌当哭，寄托哀思。我与耿先生是学术上的同道、挚友，非常理解重情重义的老冯。他不但对朋友至真至诚，对笔下人物，对每一粒文字都关怀备至，充满温情。他的敦煌系列小说、散文、诗歌，甚至那些随手写下的微信短文都像玉石一样纯净、澄澈。

　　从文学角度来看，老冯的小说有许多可深挖之处。《野马，尘埃》煌煌百万言，历史跨度大，内涵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值得读者仔细品味，这里不再赘述；从旁观者或者朋友角度观察，我觉得最可道者是他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这与敦煌文化精神暗合。老冯并非刻意追求，乃是天性，自然而然在小说中生成，天然去雕饰，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始终认为，人干事业离不开生活，事业状态与生活状态应该是统一的。演员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尽情发挥，也只有那时才是演员，离开舞台就回到常人状态。但学者、作家则有所不同，著述时段的状态忘我投入，离开书房后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也还是带着悲悯情怀去关照、体悟。这很重要。

　　老冯做事专注认真，我们觉得他能把《丝绸之路》办好，不过肯定影响小说创作。谁料，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修改完善了《野马，尘埃》；其后，2014—2018年，又在十几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基础上创作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禹王书》。从交流中能感觉到，他已经把敦煌三危山旱峡史前玉矿遗址的最新考察成果用于创作中，这标志着老冯的小说创作进入到更为宏大的文化领域，这也表明他的创作状态还是十分饱满的。我想，老冯的很多朋友都会与我一样，长长出一口气。长期关注他创作、在省直某部门担任领导的胡秉俊先生曾说：“从短期来看，创作可能受些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可能视野更为宏阔！”

　　老冯的创作证实了他的判断。

　　前不久，看到老冯一段微文：“往往，有些不搞文学理论的非专业人士能说出惊人之语。例如，多年前一个晚上，在诗人才旺瑙乳家，偶遇这样一位朋友。当时，瑙乳喝多酒了，呼呼睡去。我和那位朋友打算礼貌性聊几句就告辞，孰料，几招过去，很投缘，海阔天地，聊文本，聊人事，聊女性，几乎无话不谈了。后来，我问他对当红作家某甲与某乙的看法。他说：某甲的作品有些粗糙，但浑朴大气，有高山大川之美；某乙的作品精巧细致，如同微雕，不能说不美，但到底小气了……我暗暗称奇，他看得准，说得也到位！……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很少看当代作家作品。九月八号，与阎庆生、刘明琪、张宗涛诸师看望老作家侯雁北，得赠《静夜的钟声》《华山卵石》《月夜》等作品集，遂进入他世外桃源般的文学世界，连续几天沉醉其中。尤其是《月夜》首篇《外婆的叹息》感人至深！虽然约万字，但大气磅礴，又不失精巧细致，真乃大师手笔也！”

　　老冯评侯先生的文字，用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也很恰当。

　　对小说，我是外行。我们平平淡淡交往二十年了，是深厚交情让我有信心和动力愿意写下这些感想。今年，我不再染发，老冯和李树辉等朋友不习惯我的满头银丝，都力劝继续染黑。我清楚，他们不愿赫然看到时光流逝，不愿听到时间之轮轧过大地的刺耳声音。我理解他们经过岁月洗练的情谊。佛教有首偈颂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仔细想想，举凡做学术，做实业，搞文学，何尝不都是如此呢？我的很多朋友对人事，对学问，对工作，因为投入真挚感情而变得纯粹、清澈，他们的作品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敦煌学界、文学界有了冯玉雷的小说创作，便多了一份鲜活生动。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经济文化的认识加深，文学界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文物、文献及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的文学元素，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慕浮华，心甘情愿走上比较清苦的学者型创作路子。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问收获的人，往往会收获到意外的成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冯已经在西北大地上营造了内涵丰厚、风格独特的“文学绿洲”。他肯定还要继续创新，要把文物文献中蕴含的活性元素进行当代文学转化。大家都无法预料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模样，但坚信他的创作之路会越走越坚实，越走越辉煌！

　　2019年9月12日初稿

　　2019年10月23日定稿

　　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敦煌学。

　　本文转自《大西北文学与文化》集刊（2020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