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西汉移民实边和设置河西五郡

　　原标题：【溯源甘肃】

　　西汉移民实边和设置河西五郡

　　榆林石窟壁画《农作图》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牛拉犁

　　武威汉简《士相见之礼》

　　祁连风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汪受宽

　　移民实边和设置河西五郡是西汉帝国为加强与西域的交通，隔断匈奴与羌人联系，进一步根除北方边患，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击河西，迫使匈奴浑邪王率众投降，河西地区正式归入汉朝的版图。此后“河西地空”，匈奴右部势力退居到河西北山以北的蒙古高原戈壁沙漠区。为了牢固控制河西这一战略要地，进一步制止匈奴南犯势力，根据张骞提出的“断匈奴右臂”的方案，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想招徕乌孙“东居故地”，以共同抗击匈奴。但此时，乌孙西迁已久，且内部矛盾较大，故谢绝汉朝欲其返回河西的建议。汉武帝审时度势，决定大力开发河西，移民、设郡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项。

　　汉武帝向河西走廊移民

　　汉武帝时期向河西地区的移民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元狩三年（前120年）向西北边地包括河西迁移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地）水灾灾民70万人的救灾式移民。这次移民的衣食供给完全由国家包干，而且派遣朝廷的使者，分部将他们护送到迁移之地。当时，从山东到关西冠盖相望，人数很多，颇为壮观。国家为这次移民活动花费了数以亿计的钱。

　　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始筑令居（今永登境）要塞，并“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这次移民规模可能不大，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将充实河西的希望寄托于乌孙。

　　第三次是元狩五年（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这是一次惩罚性移民，就是将全国各地为非作歹、奸险狡猾的官吏和平民迁徙到边境地区。河西走廊是当时新开发的边境地区之一，故而也是这次的重要移民地。若按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编户人口3%计，奸猾人口总数约180万，如果其中1/10迁往河西等地，就有18万。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率步卒五千出居延，寻找匈奴作战。“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就是指以前迁徙河西的“奸猾吏民”。

　　第四次移民是元鼎六年秋（前111年）向河西的移民。元鼎二年张骞使西域还，报告了乌孙无法东归的情况。汉武帝眼看“浑邪地空无人”已多年，于是在此年再次派遣汉军将匈奴残余势力逐至漠北，解除其对河西的威胁，“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这次汉朝要在河西设郡设县，移民数量当应在10万以上，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敦煌著名大姓索氏就是这一次从巨鹿南和迁到敦煌的。

　　向河西等地的小规模移民也不少。当时迁徙河西地区的主要对象有“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悖逆亡道，家属徙焉”等。“关东下贫”就是中原地区生活无着落，生存不下去的贫苦农民。“抱怨过当”“悖逆亡道”，用现在说法就是刑事犯或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者，轻犯者全家被强制迁往边地，重者本人被处死，其家属被强制迁到边地。例如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征和二年（前91年），巫蛊事起，“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宣帝时，司马迁外舅杨恽心怀不满，被人告发，本人以“大逆无道要（腰）斩，妻子徙酒泉郡”等。此外，也有戍卒自愿留下，把家属接到河西的。还有平民自愿迁徙的，如赵充国一家，“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令居。”他们为甘肃边地的保卫和开发做出了贡献。还有河西郡县到东部招徕的流民，如敦煌悬泉汉简出土有河平元年（前28年）敦煌郡派吏员到东海、泰山二郡收徕流民的过所，同类活动当前后皆有。

　　《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元始二年（2年）河西五郡有109740户529859人。如果将编户民与戍卒两项加起来，四郡人口总数或近百万人了。这些移民迁到河西各地，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民族成分，使河西变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有利于国家政令的贯彻和社会的稳定。其次，这些移民是河西等地区农业经济的较早开发者。史书中说，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还有，移民从事的经济活动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由比较单一且脆弱的畜牧、狩猎经济向有稳定收成的农牧兼营的方向发展。而且，内地来的移民还是协助边境守御、保障国家边塞安全和丝路交通的重要力量。

　　　　河西五郡的设置时间

　　人们习惯称汉代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为河西四郡，但河西五郡的提法由来已久。悬泉简神爵元年（前61年）十一月大司农给河西诸郡农田官的文移中，就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五郡并称，窦融到张掖曾被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而唐初官修的《晋书·地理志》言：“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则更明确。河西五郡的说法颇具历史和战略眼光，因为金城郡之治所允吾及西汉所属13县中有8县，东汉所辖10县中有8县在黄河以西，其余2县也在黄河之滨，从地理位置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河西之郡。况且，金城郡西绾河西走廊东口、南接羌中道、北拒匈奴出没的腾格里沙漠，政治和军事地位太重要了，怎能将金城郡排除于河西诸郡之外？

　　河西五郡的设置时间，除金城郡的设置时间——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毫无争议外，其余四郡的设置时间在《史记》《汉书》诸篇章及《资治通鉴》等书中的说法很不一致，引起学界的纷争，至今尚无统一的意见。酒泉郡，有元狩二年（前121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元鼎六年（前111年）后、太初元年（前104年）、元封三年（前108年）后、征和五年（前94年）以前、武帝时、征和时诸说；张掖郡，有元鼎六年后、太初元年、元封六年（前105年）前、征和五年前、武帝时诸说；敦煌郡，有元鼎六年、征和二年（前91年）前、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时诸说；武威郡，有元狩二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后、太初四年（前101年）、神爵元年前（前61年）、地节三年（前67年）前、武帝时诸说。清代学者钱大昕、齐召南、全祖望、汪之昌、朱一新等各自进行了考据，说法仍有分歧。20世纪，在河西各地先后出土大量秦汉简牍，为四郡设置年代的探讨提供了原始的新材料。陈梦家、劳榦、张维华、张春树、齐陈骏、刘光华、周振鹤、王宗维、李并成等学者利用汉简、考古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河西诸郡设置年代进行了更科学的考证。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参以己意，现对诸郡设置年代略述如下。

　　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汉，河西主权归汉朝，但“地空无人”，汉朝随即开始向当地移民。但移民花费的财力、物力、人力极大，汉朝因连年用兵，财政吃紧，汉武帝遂将乌孙东归故地的希望寄托于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张骞，所以动作不大。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使还长安，报告了乌孙无法东归的情况，汉武帝随即以令居为基地和据点，向西筑长城，构建以长城和沿途烽隧亭障的河西边境防御系统，同时加大移民速度，当长城筑到酒泉时，遂设置了张掖、酒泉二郡。《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言二郡设置时间元鼎六年（前111年）是不无道理的。置张掖郡是为“隔断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设酒泉郡则是为“通西北国”。二郡分别在河西走廊东部和西部，大致以今黑河及其以北的盐池明海沙漠区为界。

　　汉若想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就必须经营通往西域的道路。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要地，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因此在河西走廊西部专设敦煌郡是非常必要的。《汉书·武帝纪》记征和三年三月“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至天山，击匈奴，说明公元前90年敦煌尚未置郡，故而所出之塞是酒泉塞，这就排除了敦煌建郡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及征和二年（前91年）二说，只能以《汉书·地理志》注：“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置（敦煌郡）”为是。

　　金城郡系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取天水郡的榆中、金城，陇西郡的枹罕、白石，张掖郡的令居、枝阳设置。由此可知，当时整个走廊东部直至今西固区的金城县西都属张掖郡，并无武威郡，这就排除了文献中武威郡设置年代的前三个误说。劳榦以居延汉简各编年简中所述诸郡名称等考定，武威郡始设于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前80-前67年）。目前的研究，大致不出劳说。武威郡原为匈奴休屠王驻牧地，汉武帝开河西后，为张掖郡地，宣帝元凤元年至地节三年间始分张掖郡东部地设武威郡。

　　河西五郡及其辖县

　　张掖为“故匈奴昆邪地”，郡名取“张国臂掖”之义，治觻得（今甘州区明永乡黑水古城），平帝时有24352户88731人，下设10县：觻得县；昭武县治今临泽县板桥、鸭暖一带；删丹县治今山丹县霍城乡双湖村古城；氐池县治今甘州区东；屋兰县治今甘州区碱滩镇古城村一带；日勒县治今山丹县清泉镇；骊靬县治或在今永昌县红山窑乡高古城；番和县治今永昌县焦家庄西寨故城；显美县治今凉州区丰乐镇一带；居延县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酒泉郡名来自“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平帝时，治禄福（今肃州区）有18137户76726人，下设9县：禄福县治今高台县骆驼城乡永胜村西；乐涫县治今肃州区下河清乡皇城遗址；天？县治今玉门市清泉乡西古城；玉门县治今玉门市赤金镇；会水县治今金塔县双古城村一带；池头县治今玉门市花海比家滩古城；绥弥县治今肃州区临水乡古城村；乾齐县治今玉门市玉门镇绿洲。

　　敦煌郡名的来历，古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现代研究有《山海经》中“敦薨”即吐火罗的异译说和敦煌系古突厥语“瓜”音之转说。郡治敦煌（今沙州镇党河西岸），平帝时有11200户38335人，下设6县：敦煌县，冥安县治今瓜州县锁阳城镇南岔大坑古城；效谷县治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古城；渊泉县治今瓜州三道沟镇四道沟村；广至县治今瓜州锁阳城镇破城子古城；龙勒县治今敦煌市阳关镇北工村寿昌城遗址。

　　金城郡名来历，有“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有“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虽金城汤池’”，有“以郡在京师之西，故谓金城。金，西方之行”诸说。郡治允吾（今青海民和县下川口），平帝时38470户149648人，下设13县：允吾县；榆中县治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一带；金城县治今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枹罕县治今临夏市枹罕镇双城村；白石县治今甘南州夏河县曲奥乡一带；令居县治今永登县城关镇；枝阳县治今永登县苦水镇；浩亹县治今永登县河桥镇；允街县治今兰州市红古区红古城一带；河关县治今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墩村北；破羌县治今青海省乐都区老鸦城；安夷县治今青海省平安区境；临羌县治今青海省湟源县城东南。

　　武威郡治姑臧（今凉州区金羊镇赵家磨村古城遗址），平帝时17581户76419人，下设10县：姑臧县，匈奴故盖臧城，音讹为姑臧；张掖县治今凉州区王景寨古城；武威县治今民勤县泉山镇西北古城；休屠县原为匈奴休屠王城，治今凉州区四坝乡三岔村古城；揟次县治今古浪县土门镇；鸾乌县治今古浪县城北小桥堡；扑寰县治今古浪县大靖镇扑寰故城；媪围县治今景泰县芦阳镇吊沟古城；苍松县治今古浪县黑松驿站古城；宣威县治今民勤县大坝乡文一农科队古城。

　　以上五郡诸县地望，皆依刘光华主编《甘肃省志·建置志》所考，特此说明。

　　河西五郡的设置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首先，其使河西成为“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基地，加强了西汉的防御能力，推动了西域各族与汉朝联合对抗匈奴，成为中央王朝控制西域地区的坚强基地。其次，它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条件，保障和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最后，新兴的河西走廊农业区的出现，在实现所谓“隔绝羌胡”目的的同时，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了我国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构成了农牧业相统一的古代国民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