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野虎觅踪

　　“金牛辞岁寒冬尽；玉虎迎春喜气生。”按照中国传统干支纪年，2022年是我国农历的壬寅年，十二属相以寅为虎，故也称为“虎年”。中华民族对虎情有独钟,崇虎，尊虎，是民俗文化的特质,虎的形象也被历代艺术家刻画得栩栩如生。虎号称百兽之王，野生虎分布在13个亚洲国家，中国就是13个亚洲国家之一，在华夏大地上，其品种有分布在东三省的东北虎、分布在新疆青海的新疆虎（1916年灭绝），以及广泛分布在除上述各地之外的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华南虎。甘肃就曾是华南虎栖息的乐土之一。

　　随便打开明清甘肃地方志的“地理志”“物产志”“食货志”等类目，各府州县都有关于虎的记载：《嘉靖平凉府志·物产》明嘉靖时府所辖平凉县、静宁县、固原州、华亭县，均有老虎栖息，并有虎的食物鹿、獐、麂、黄羊、青羊、野猪、貒和猴。《万历临洮府志·食货考》载，明万历时府辖狄道县、渭源县、兰州、金县、河州均有虎及其食物野猪、黄羊、青羊、獾猪、獐子、鹿、狍、貉等。

　　一些甘肃金石碑刻及文集篇目中有关于人与虎冲突的记载，从中可窥陇上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信息。

　　张维《陇右金石录》卷四著录武都柳林镇的《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是关于南宋时期陇南地区人虎大战的碑文：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阶州（今武都区）知州临洮田世雄，以治理有方，保境安民，孝宗下诏，增其俸禄。一天，“乡民惊言，群虎暴州之东之三十里，昼夜用不安”。田公听报后说：“民害乃出，人事所不及，吾政愧矣！”即派衙役侦查，衙役远远望去，只见洞穴中三只乳虎与雌虎戏嬉打闹，连忙禀告田公。田公骑马率士卒数十名绝尘而去。乡民皆等候、询问、不知做什么好之际，只见士卒已抬四只死虎而还，于是“男女老幼欢噪争迎”，“助以笳鼓，喜气如蒸。翌日，披剥饷士，扩皮斑斑满前，与宾客置酒”。田公细说刺虎过程：我观察虎穴幽深，不敢贸然而进，就命衙役用树干、石头封死洞口，“且击且刺”，刺死三只乳虎，激怒雌虎，跳扑怒啸，“山谷震动，望者披靡。吾徐徐强弩一发，中其頞（鼻梁），愈甚怒”，扑跃怒吼，令士卒持枪挑刺，雌虎张开血盆大口，如嚼脆骨，咬断枪头四五寸。田公持戈静候，瞅准大张虎口，自喉咙刺入内脏，将其毙命。

　　从中而知，约900年前，陇南山高林密，老虎成群。此后由于人口的增殖，引起生态环境的逆转，又使人们饱尝自己酿的苦酒。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宋太宗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至端拱二年（989年），阶州有人口5689户，到宋神宗元丰初年（1079年），增至41661户。增殖的人口为了满足对于粮食的需求，只好将山林垦为农田，而山林的减少导致老虎的食物——鹿、麝、野猪等减少，老虎为了觅食，只能逼近离阶州城30里处，祸害百姓了。但因当时运用的是弓箭刀矛等冷武器，尚不足于对于野生老虎这个物种造成灭顶之灾，据《乾隆新纂直隶州阶州志》载，乾隆时阶州尚存老虎、豹、熊等猛兽。到《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已无老虎等猛兽的记载。这是因为，近现代以来，随着人口的急剧增殖，山林的迅速消失，野生老虎急剧减少。

　　宋代田公刺虎不是人虎大战的唯一记载，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成县、渭源、临洮一带又上演了猎虎惨剧。据《修理黑峪河道路记》，雍正、乾隆时，成县城北30里的黑峪河周边层峦叠嶂，耸翠凌霄，森林“阴翳而蔽日”，狐兔出没，“丰草遮路，交枝迷途”，“于是虎肆其虐，往往群居，白昼咥人，为地方害”。乾隆三年（1738年），伐树凿石开路，狐兔逃逸，虎迹远走，“有负隅者，则募强弓毒矢毙之。害之既去，道以大辟”。

　　当时，渭源、狄道间森林茂密，走兽众多，老虎出没，经常伤人，引发了人与老虎的严酷冲突。清乾隆临洮诗人吴镇撰写《打虎任四传》，记载了这个过程，收录在《松花庵全集·松崖文稿》中，说：“打虎任四者，渭源农夫也，而家实居狄道。”任四之父被老虎咬死，怒不可遏，对天盟誓：“誓杀百虎以报父仇！”于是练习鸟枪射击，跟随猎人打虎。当年的猎虎行动是一伙猎人的集体行动，他们分工明确：拿鸟枪的，拣老虎要害处射击；持钢叉的趁势叉虎，协同作战，方能取胜。具体的战术是：“枪发，则二人持叉以御，或连发，否则能随烟起处（虎）攫人也。”无论是单射还是连射，枪响后，乘老虎惊慌疼痛时，两叉手立即举叉防范老虎扑来，否则老虎向枪烟散发出扑来，枪手必定丧命。任四在猎虎队混得久了，胆子大了，技艺精了，遂“只身往迹虎。每遇之，则一枪立毙，盖得其要害云”。

　　本来任四杀虎是为父复仇，“久而成业，秦陇人争师之，每邻邑有虎暴，必迎四。”于是任四率其徒弟前往，“虎无不得者，收其牙皮，岁足代耕。而厚谢者，或一虎至钱数十缗，谓之‘命价’，猎徒无不求假焉。”也就是说，任四杀虎杀得眼红了，便把杀虎当成了职业，率其门徒纵横陕甘，凡杀一虎，必剥皮、拔牙、剔骨，出售赚钱，这比一年四季，脸朝黄土背向天，苦苦耕耘所得强多了。有的乡村的酬金是杀一虎，赠钱数十缗，一缗就是一千枚制钱，当时可购氆氇二十五尺。氆氇是奢侈品，通过对比，可知杀一虎的酬金很为诱人。重赏之下，加速了老虎的灭亡。

　　“任四自少至老，计所杀已九十九虎，而不能满百。”犹觉杀父之仇未报，一门心思，想取第一百只老虎的生命，可谓心太黑了，他忘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结果几乎送命。

　　为了第一百只虎，年迈的任四背着干粮，进入深山，选一大树，在树杈中“结巢以俟。忽一虎咆哮至，枪不及发，几为所噬。俄云雾晦冥，若有神人呵虎去，兼责四过杀者。乃归而焚香沥酒，告其父灵，并戒儿孙弟子，世世勿与虎仇也，遂溘然寝虎皮而逝”。神人驱虎救任四之事，未必有，生死关头易生幻觉，也是常有的事。问题是，任四终于明白，这样无休止的杀生，是天人共忌的事，于是告诫子孙及徒弟，世世代代不要与虎为敌。

　　这是一个迟来的觉悟，可惜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此后，陇上杀虎之事，仍时有流传记载。

　　乾隆嘉庆时，今榆中南山马衔山、菜子山一带森林茂密，栖息着鹿、麝、野猪，当然也有老虎。当时，菜子山官滩沟一带常有老虎伤人之事发生。桑园子有个名叫周悦胜（1775年-1845年）的壮汉，受村人激励，扛着铡刀进山，数日无有音讯，认为必死无疑。不意突然浑身血染的他，肩扛一只血淋淋的死虎归村。村人视周悦胜为神人，送他从军吃粮。悦胜冲锋陷阵，屡立军功，自兵勇逐步擢升，最后官至直隶提督。事见新编《榆中县志·人物志》。

　　《民国甘肃通志稿》卷十二《物产》记载：老虎“省西南深山中偶有之”，这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甘肃西南一带深山老林中尚存老虎，这表明陇原人口增殖，毁林开荒，导致老虎的栖息地萎缩，老虎只能“偶有之”。

　　延至20世纪中叶，陇上子午岭一带仍有老虎栖息。据《耿飚回忆录》载，1940年冬，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三八五旅参谋长耿飚率部进入子午岭华池县的大凤川、小凤川、东华池林区，开荒种地，受到狼虫虎豹的袭击。耿飚组织打猎队，三人一组，背贴红纸作标志，以免误伤。一个月下来，打到老虎四只，七八只豹子，上百只狼、狐，上千只兔子。这是现代甘肃野生虎集中出现的一次记录。

　　1953年10月，一只孤苦伶仃的老虎，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突然出现在陇中干旱县份——会宁，而且是最为偏僻的甘沟驿乡狼儿岔村。这里干山秃岭，哪里来的鹿、麂、野猪充饥，只好冒险乘着夜色进村闯入牛圈，将一只牛犊咬死，正要美餐一顿，不意惊醒村民，十来个村民携镢头、铁锨、棍棒，吆喝驱赶，老虎惊慌窜入山中，钻进山洞躲避。村民就用石头封住洞口，焚烧秸秆、干辣椒，将其熏死。不久被甘肃省科学教育馆（甘肃省博物馆前身，原址在今兰州市通渭路市政协楼址）制为标本，在馆中展出，至今仍藏在省博物馆。

　　□邓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