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官后流寓陇右 诗圣老杜把饥寒交迫熬成诗作百篇

　　文/高梓文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带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在曲折坎坷的关陇道上，一辆破旧的马车正在初秋清凉的风中缓缓前行。最终，马车进入了边陲小城秦州（今甘肃天水）。对于古老的秦州而言，这是何等幸运，因为，马车上正是杜甫一家人。

天水南郭寺“少陵阁”有杜甫的雕像 胡江 摄

　　公元759年秋 ，“安史之乱” 已折腾到第四个年头了。当时杜甫投奔到新皇帝肃宗即位的所在地，本以为可以实践理想，却又历经颇多曲折，甚至触怒了肃宗，最后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当时担任的华州司功参军，对传统文人来说，这等于是彻底放弃了仕途。

　　辞官后的杜甫不能回到洛阳老家，又没钱居住在京都长安，得知从侄杜佐在秦州东柯谷有几间草堂，便决定举家前往。至此，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一次最艰难的陇右之行，也开启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后半生。

东柯杜甫草堂位于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柳家河村，始建于北宋。胡江 摄

　　杜甫携家带口翻越陇山，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历了诸多难以忍受的痛苦。史书上记载，此地山路九转，翻越殊难，从东方来的人走到这里常常踌躇不前。

　　到秦州时，正值夏秋交替时节，三天两头的绵绵秋雨让杜甫原本就极为困顿的生活境况显得愈加悲凉。面对“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状况，为了生计和一家老小的饱暖，他不得不起早贪黑地采药、凉药、卖药，有时也靠亲友、新朋的周济过着极为艰辛的日子……

　　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执着的追求，在秦州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从麦积山到南郭寺，从东柯谷到魏嚣宫，他用脚步“丈量”了秦州的山山水水。包括《秦州杂诗二十首》和一些纪行、咏物、怀亲在内的诗作，足足有一百零一首。

杜甫避乱，写下《秦州杂诗》，最著名的便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句。胡江 摄

　　在《秦州杂诗（其七）》中，杜甫写到“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唐朝的使节为什么迟迟没有归来？因为吐蕃侵扰的威胁未能解除。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归国后，任典属国，即唐朝使节。大约这时唐朝有出使吐蕃的使臣迟留未归。后句紧接反用傅介子斩楼兰王的故事，说吐蕃侵扰的威胁未能解除。最后用“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说遥望关塞以外，仿佛到处战尘弥漫，烽烟滚滚，整个西北边地的局势令人十分忧虑。目接悲凉边地景象，联想起唐王朝的衰败趋势，不禁使已身为布衣的杜甫痛心疾首，怅恨不已。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秦州杂诗（其十二）》。行走在南郭寺坐落的山顶，诗人感受到了片刻宁静。“老树空庭得”表现了南郭寺空旷冷清的庭院，因为得到古树的点缀而有了生机和色彩。下一句“清渠一邑传”说泉水似乎有情，主动将清澈传送到全城，想让世间所有人品尝它的甘甜。然后诗人视线一转，看到秋花危石、夕阳卧钟，联想到自己饱经离乱、一生坎坷，而今老之将至，心中不由生出“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的感叹。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杜甫诗中的“老树”，指的就是这株春秋古柏，为南郭寺的“镇寺之宝”。胡江 摄

　　杜甫在秦州终是觅居不成，衣食不能自给，正在走投无路时，同谷县（今成县）有位“佳主人”来信说，“同谷可居”。杜甫又听说同谷一带的良田盛产薯蓣、山崖里有蜂蜜、竹林里有冬笋，这些无疑都可以充饥，于是决定离开秦州，举家南奔同谷。

　　从秦州到达陇南的同谷已是深秋，杜甫一家在城南飞龙峡口凤凰台草堂客居，转眼到了隆冬时节。

　　本以为来到了理想中的“乐土”，孰料其困苦遭遇不亚于秦州。除在风雪饥寒中艰苦度日，还要与险恶的山川、虎豹搏斗，甚至一家人的生计也无法应对。此时的杜甫已经状如乞丐，“白头乱发垂过耳”“短衣数挽不掩胫”“手脚冻皴皮肉死”，到了“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的地步。于是，诗人将“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这种无以言表的艰苦，集中表达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组纪行诗中。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杜甫草堂 肖刚 摄

　　从组诗三“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辗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及组诗四“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中可以感受到，杜甫由哭诉眼前生活困窘转到对远方兄弟及孀妹的思念。杜甫有四个兄弟，此时只有小弟杜占随携身边，其他三位同样都离乱分散于河南、山东；远嫁钟离（安徽凤阳东北）的妹妹中年丧夫，拖携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十年不曾会面。杜甫在茫然复杂的心绪下，吟出了充盈着手足骨肉亲情的哀鸣。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组诗七中，杜甫与在山中旧时相识的儒生见面，只是怀念往日的生活。至于那位“佳主人”，大概对于杜甫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故诗人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作结，自叹壮志未酬、功名未就而落寞荒山古城的失意，与前六首之内容绾结一起，用字字血、声声泪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喊。

成县杜甫草堂杜诗碑林 肖刚 摄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杜甫，最终因为无法生存而在同年的十二月一日离开了同谷，继续向西蜀重镇成都府艰苦跋涉。

　　杜甫的一生中，公元759年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这一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可是这一年，他的创作却达到了高峰。

　　流寓秦州和同谷的日子里，杜甫用最真切的笔触写下这段痛到骨髓的经历。他手握着一支从生命深处蓬勃而出的如椽巨笔，为陇右的山水注入了不朽的精神和灵魂，以儒者之忠厚与史家之犀利实践着“诗圣”心系苍生，胸怀国事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