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人物】太史公：用最美的文笔阐释无数生命

　　文/本网特约评论员 杨文远

　　一

　　族谱亦称家谱或宗谱，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传承之书，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也是中国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这种宗法产物一旦被冠以“华夏”二字，其意境一下子变得宏大广博。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墓祭祀广场司马迁雕像 萧远 摄

　　毫无疑问，能够担当华夏族谱头衔的非二十四史莫属。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史书的总称，被历朝历代纳为正统史书，也称正史，其核心中的核心自然是《史记》。《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名为《太史公记》，作者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无疑，司马迁是华夏民族族谱的实际书写者。

　　司马迁，后世尊称其为太史公。

　　对这样一位文史学大师，无论如何，得让他极为体面地出场。

　　我们还是先听一听先哲们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说吧。

　　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可谓是司马迁的“知音”，他认为司马迁：“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

　　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

　　鲁迅先生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从古至今，颂扬司马迁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几位大家的言辞足可言明司马迁以及《史记》的分量。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诞生于陕西龙门夏阳（今韩城市）。直到司马迁10岁左右时他才追随父亲司马谈来到长安。司马谈在长安任太史令一职，令他欣喜的是，儿子的学识已经不浅。

　　这一时期，适逢张骞“凿空”，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西汉王朝交好西域，正当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司马迁在长安的见闻。司马谈也开始有侧重地谋划司马迁未来的事业，他一边安排司马迁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人提升学问，同时安排司马迁寻访山川江河，搜集古事遗闻，网罗旧闻传说，为以后修史做准备。

　　司马迁出发了，时年20岁。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最先来到河南南阳，再南下到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湘楚故地有一座文化高峰，他的名字叫屈原，司马迁自然要去汨罗江进行悼念，接着便沿湘江南下，过沅江，沿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他攀登了江西著名的庐山，下庐山后继续沿江东行游考察，上岸后即是绍兴。绍兴有个著名遗迹大禹陵，司马迁参访纪念过大禹陵后，很有可能以绍兴为中心，实地再走访一些地方，比如上虞、诸暨、余姚，然后直达江苏苏州，然后去了淮阴，访问完淮阴侯韩信的故居后，北上山东来到曲阜，在曲阜主要为了参观孔庙遗迹，接着去了齐国曾经的都城临淄，再走访邹城、滕州，又南行到徐州、沛县、宿州。徐州等地是楚汉争霸的旧地，司马迁花费的时日可能会多一些，紧接着便去了淮阳以及魏国的都城开封，最后由开封返回长安。

　　这是司马迁第一次长途跋涉，他回到长安不久，获得了一个很小的官职“郎中”，主要任务是料理伺候汉武帝出行时的随行车辆，这对司马迁来说求之不得的机会，他终于可以借侍从之机，名正言顺地继续考察。

　　不久后，司马迁再次出发了。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有为汉武帝护驾的卫队，有前拥后簇的扈从，有飘动着的旌旗，有浩浩荡荡的车驾，有齐鸣的鼓乐，有文武百官。

　　司马迁这次到访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荣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平凉，宁夏固原。

　　司马迁抵达甘肃平凉后，随汉武帝攀登了崆峒山。他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道，汉武帝“至陇西,西登崆峒”。

　　甘肃平凉崆峒山景观 杨文远 摄

　　司马迁一行西出陕西之后，所走线路基本是古丝绸之路陇右段要道。

　　再后来，司马迁奉使去了云南和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返回长安后，跟着汉武帝去了山东的泰山，以及河北的昌黎、卢龙和内蒙的五原。在司马迁大约27岁的那一年，他又访问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河北涿州、湖南宁远、湖北黄梅、安徽枞阳……

　　在2000年前交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司马迁就已经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二

　　司马迁为何如此热衷于行走？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无疑是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画像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史记》自序里，司马迁记录了父亲曾经的一次谈话：“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司马谈临终时对司马迁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对父亲郑重表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感阙。”

　　这一年是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世，洛阳成为父子间生死诀别之地。

　　司马谈临终以先祖传承告诫司马迁，足见完成这部通史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司马迁祖上虽说不是特别显要，但其家族掌管太史一职可追溯至爷爷司马喜。

　　司马迁和父亲都把修史看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如司马谈所料，司马迁承袭其职，任太史令。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机会翻阅查找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由于可以查考的目录单实在有限，司马迁只能从一大堆绢书木简中寻找线索，他多年如一日,费尽全部心血，几乎每天都埋头整理和考证史料。父亲的遗言时时萦于耳边，他立志要写出一部同《春秋》一样能永垂不朽的巨著。

　　但在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遇上了李陵事件。

　　李陵是我们极熟悉的名将李广的孙子。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讨伐匈奴，本计划派李陵押运粮草辎重，但李陵自请5000士卒以寡出击匈奴，汉武帝很是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匈奴以数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数日战斗，尽管李陵斩杀匈奴数不胜数，由于得不到主力部队的支援，不幸被俘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恼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数日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当看到汉武帝怒气冲冲的神情，又迅即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问询的目光落到太史令司马迁身上，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汉武帝，一方面极为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文武百官，他没有落井下石，尽力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认为，李陵仅率领5000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杀死了无数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即使是名将也不过如此。

　　再说，李陵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为李陵的善意辩护，没想到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武断地认为司马迁是在贬低劳师远征的李广利，遂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不会料到，几句谏言，换来的是死刑判决。

　　根据汉朝法律，减免死刑有两种办法:一是拿钱赎罪，二是处以“腐刑”。

　　司马迁当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以赎罪，也不愿意接受极其侮辱人格的腐刑，司马迁想到了自杀，又觉得如果不明就里死去，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与蝼蚁之死没有什么两样。冰冷的牢房中，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曾经仰慕的名字和一部部伟大巨著：周文王于囚室推演出《周易》，孔子困厄之时著有《春秋》，屈原遭放逐才赋有《离骚》，孙膑遭膑刑而修兵书，韩非子被囚秦国而作《说难》……可每当司马迁想到父亲临终告诫的时候，就会感觉浑身充满力量。司马迁心中已经没有怨恨，似乎也谈不到恐惧，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才能够完成《史记》。

　　司马迁毅然决然选择了腐刑。

　　为此，司马迁说出了那句我们熟知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然，司马迁心中的那座泰山就是《史记》。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信，他如此写道：“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支撑他的是完成《史记》的信念。

　　李陵、李陵！事实是李陵至死未给匈奴出一计、施一力，临终，李陵对自己的评价也颇费苦心，留下的遗言是：“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

　　三

　　《史记》耗去了司马迁整整20年时光，这20年，他强忍着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完成这部光耀千古的伟大巨著。

　　不难想到，受过腐刑折磨的司马迁，脸色苍白、步履乏力、身体羸弱，但他意志坚定、目光坚毅。司马迁以其残破的身躯，最终换来的是华夏文化的尊严。

　　2000年后，《史记》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巨著。

　　司马迁把《史记》中的人物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以翔实的史实记事，力求真实，他希望反映真实的历史，以此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

　　司马迁虽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却能够对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一锤定音。

　　司马迁把项羽就放在本纪里，一方面称赞其骁勇，又对他的胸无远见、自恃残暴作出批评。项羽虽是失败者，但也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司马迁。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听到帐外有楚地歌声，虞姬起舞，然后拔剑自刎。项羽饮酒、吟诗，英雄、美人，他们的生命用很美的方式终结，有一种豪气的悲壮。

　　司马迁将陈胜放在世家里。

　　司马迁的这些安排，2000年后仍然影响着世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当然不会忘记历史上那些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比如屈原；司马迁赞扬舜帝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他极为推崇“将相和”中的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坦荡襟怀大加赞赏；司马迁也赞颂了那些为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游侠，比如唱着“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

　　据王国维考证，公元前90年，司马迁完成了《史记》最后一篇《匈奴列传》。正是这一年，李广利投降匈奴，李广利是汉武帝爱妃李夫人的兄长，司马迁自然把此事写入《匈奴列传》。《史记》已经完结，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也有了答案，他终于可以弃笔。

　　司马迁完成《史记》后，卒于公元前90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别的年份。

　　关于司马迁最终的结局，历史上所留下的也仅是只言片语。

　　东汉卫宏所著《汉旧仪注》中如此记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历数古代正直史学家的悲惨结局，有的失明，有的自尽，有的谤退，有的族灭，其中就有“司马迁作《史记》刑诛”之语。

　　郭沫若认为：“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

　　为什么后来的史书上对司马迁之死不作叙述，不得而知。有时候，历史的反讽意味竟然如此强烈，一代史学大家写了那么多的生命与死亡，而他自己的死亡却不被后人所记住。

　　司马迁究竟活了多久，在哪里逝世，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明白自己倾注一生心血之书简还不到面世的时候，他须做好交代。

　　关于《史记》的下落，据史料记载，司马迁把《史记》留给了女儿，女儿后来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个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史记》。杨恽对外祖父留下的这部书卷爱不释手，在汉宣帝的时候，官至平通侯的杨恽认为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当重见天日之时，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出，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史著。

　　2000多年以来，尘世中不时会有人感慨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写过的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时有人感慨他的伟大，于是写他、誉他、颂他、赞他，站在云端高处的他，不发一语。略感欣慰地是，2000年来，即使是最无聊、庸俗的文化人，也没有用只言片语去诋毁其伟大。

　　四

　　司马迁祠位于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公元310年），清康熙年间曾大规模修建。这里东临黄河，西枕梁山，芝水萦回墓前，开势之雄，景物之胜，为韩城诸名胜之冠。

　　司马迁祠的山岗下面有一段司马古道，石条为北宋时铺设，历经800余年的雨水冲刷、风化、人走车碾，石条上的车辙印是这里曾经繁华的历史见证，又好像昭示太史公一生的坎坷与悲壮。杨文远 摄

　　在司马迁祠的祭祀广场上，铸造有司马迁的铜像。

　　司马迁祠自坡下至山顶，依崖就势，层第而上。

　　穿过一牌坊，再登上一排石台阶，便可看到由启功书写的“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匾额，继续缓缓而上，来到一处丁字路口，靠右侧路口处又有一座牌坊，上书“高山仰止”。高山仰止本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孔子的赞誉，后世借用它表达人们对司马迁的敬仰之情。牌坊后即是朝神道，继续攀登99级台阶便到达山顶太史公祠墓。

　　祠院内古柏耸立，建有太史祠献殿、寝宫等。太史祠献殿为穿堂式建筑，西贴临寝宫，其典雅朴素，让人有一种置身书廊之感。“文史祖宗”牌匾下方，挂有一副楹联，上书：“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凌霄汉，幽而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幅楹联是太史公一生的写照。献殿内碑石林立，有记事碑、凭吊诗碑，也有探源、考究司马先祖、后裔的考证碑等。

　　司马迁墓位于寝宫之后一处高台上。墓冢为蒙古包形状，用青灰色砖块砌成，周围嵌入八卦及花卉图案。墓顶长有几棵古柏，墓前碑上书“汉太史司马公墓”。

　　从这里极目远眺，最有气势的景致莫过于激流奔涌的黄河。说及黄河，因为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母亲河在金城的河床里是舒缓、温柔、平静的。但在司马迁祠墓的无名山上，可以欣赏到的黄河却是另外一番景致。

　　对于《史记》的史学高度，司马迁在生前即已料定，但可能他从未料想到，2000年后的文学史里，《史记》同样处于崇高的位置。

　　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有学者说，《史记》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位置，是因为司马迁用最美的文笔阐释了无数生命，关于他们的人性、命运、生死、成败、苦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