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隍爷”杨椒山在兰纪事

　　原标题：北京“城隍爷”杨椒山在兰纪事

　　暑假期间，陪同孩子前往北京一游。今年北京的夏天着实炎热，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聒噪，一股股热浪如潮水般不断袭来。只有太阳落下去后，才有些许的清凉。说是清凉，只是没有太阳直射的炙烤感，但暑热依旧。所以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都挥着扇子，驱赶着缠人的热。

　　晚饭后，我也如北京人一样在附近胡同“遛弯”，这个胡同是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的达智桥胡同。就是在这个胡同里，我看到一个歇山式屋顶的房屋，但已相当的破败，屋顶上长满了凄凄荒草，门窗皆已破烂不堪。但是门旁的墙壁上却镶嵌着一块匾，近前一看，上面写着“杨椒山祠”。哟，这就是杨椒山在北京的祠。说起杨椒山，不由想起他与陇上的一些渊源。在此，咱们先讲一个小故事。

　　在慕寿祺所著的《甘宁青史略》中，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代兰州进士邹应龙少年时，一天放学回家，看见东门城楼上悬着因弹劾奸臣严嵩而被杀的循吏杨椒山的首级，他看见杨双目闪动，就作揖祷告：“先生请瞑目吧，为先生报仇的责任就在小子身上。”说完，杨椒山当即瞑目。后来，邹果然不负众望，扳倒了严嵩父子，为杨椒山报了仇。

　　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2岁的杨椒山经殿试后，荣中进士。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杨时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当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严嵩的同党、大将军仇鸾请开马市以和之，杨椒山上书《请罢马市疏》，遭到仇的报复，仇鸾进谗明世宗朱厚熜。于是杨椒山被下诏狱，后贬为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典史。

　　狄道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杨椒山虽被贬谪狄道，但是他却一改往昔谪官静坐衙门，不理政事的习俗，而是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发煤矿，并让妻子张贞为妇女乡民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

　　对于教育，杨椒山更是呕心沥血，除在狄道超然台修建了一座书院，还在圆通寺设馆，招募百余名学童入读。并且他又多方筹措，购置学田二千余亩，这些款项的来源，除了通过请示上级，清查户籍后的余粮留用置地外，他还拿出自己的部分薪俸，并卖掉自己的乘马，还让夫人将首饰也卖了。经过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的教育，狄道一带年轻人尊老爱幼，社会风气大变。而且自此以后，以至清季，陇上考中进士者，狄道人氏多列其中，杨椒山实功不可没。

　　狄道原来的烧柴供应主要靠商贩贩运，价格较高。狄道县西南80里锁林峡（即今黑甸峡），有一座煤山，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此前县府多次派员与当地协商未果。因为煤山开采后，将触动当地居民的实际利益。为解决民生问题，他亲自与县府官员及门人前往交涉，困扰狄道县府多年的棘手问题得以解决。

　　狄道因当时地处牧区边缘，成为西北的羊毛、驼毛等皮毛的集散地。因此“结褐”是边民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但是嘉靖时，吏治已坏，官吏承差和书吏动辄巧取豪夺，或减价购卖，或以杂物易换，致使织褐者不得其价。一些以织褐为生的家庭，“有求死于河者”，甚是凄惨。杨椒山为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公出告示禁止公差人员购褐，由上司定价后交给县府办理，以杜绝公差减价易换的舞弊行为，从而百姓的收入增加了。

　　流经狄道的洮河是黄河的主要支流，因有洮河水的灌溉，使城西一带园圃成片，这里种植着各种蔬菜，保障了民生供给。但是由于此前只知灌溉，不重视疏通，致使渠道淤塞，蔬菜的产量下降。杨椒山到任后，进行了疏通，使灌溉面积也增加了一倍以上。狄道县此前征收粮草，没有正规的官府文册，只有手书的旧簿相传，导致了“富者实减，而贫者反增；富者纳轻，而贫者反重”的后果。杨椒山到任后，先算各户的总数，次算一县的总数，往日的弊端便暴露无遗，粮草数量比原来反而多出30石。杨椒山并未隐瞒，而是如实上报。经过请示上司批准，这些多出的粮草用于购置学地。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后顾之忧，使狄道的吏治有迹可循，又使当地的教育事业得到有力支持。

　　杨椒山被贬一年后，俺答汗依然扰边，马市全遭破坏。明世宗朱厚熜方知杨椒山的先见之明，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再度起用杨椒山，调其为山东诸城县令，改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因杨椒山的所做所为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故当他离开狄道时，“送于百里之外者千余人”。

　　可是，杨椒山这一走，就踏上了与奸相严嵩的斗争之路，最终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椒山处决，弃尸于北京菜市口。杨椒山夫人张氏惊闻丈夫已死，也自缢殉夫而去。当时燕京士民对于杨椒山之死敬而悯之，遂以杨椒山的故宅改为庙以奉祀，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因此，杨椒山又被尊为北京的“城隍爷”。

　　杨椒山的故宅于清朝初年又改称松筠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刑部官员得知松筠庵为杨椒山故居后，将其堂屋辟为祠堂，取名“景贤堂”，用作供奉祭祀，室内有杨椒山塑像。清宣统年间，曾任国史馆协修的江春霖，在看不惯官场的蝇营狗苟后，愤然辞官，在离开北京之际，他拜谒了杨椒山祠，并撰联：“ 三疏流传，枷锁当年称义士；一官归去，锦衣此日愧先生。”可见，当时江春霖对杨椒山的评价很高。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杨椒山起草书稿的书房，被称为“谏草堂”，由书法家何绍基题写。次年，又于谏草堂西南角建有八角亭——谏草亭。据说，杨椒山弹劾严嵩的奏疏经海盐布衣镌石名手张受之刻石后，镶嵌在谏草堂墙壁上。因为张受之对杨椒山仰慕已久，镌刻杨椒山真迹时，可谓殚精竭虑，倾尽心血。谏草刚刚刻完，他便猝亡于谏草堂。

　　此后，松筠庵成为了清末士大夫集会议论时政的场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当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广东举人康有为发动1200余名群情激愤的举子在松筠庵集会、请愿，反对割地赔款，要求维新变法，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叙：“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而在这1200余名举子中，就有甘肃武威籍举子李于锴，并领衔起草了《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李于锴似乎也一脉传承了杨椒山的气节，他后来曾为官山东，历任三县一府，凡十四载，“所在政绩卓然,蜚声远远”,有“贤太守”(张元济语)之誉。进入民国后，袁世凯任大总统，袁与李于锴曾有交往，召他去北京任职，李于锴婉辞未去，又委任他为甘肃警察厅长，李于锴仍坚辞不就。

　　松筠庵犹如一名老妪，历经了风雨沧桑，在日月更替中，岁月的风吹乱了她零乱的白发。但是杨椒山、李于锴两位与陇原有渊源的人见证了她的变迁。当然通过松筠庵也折射出了陇人所具有的秉持正义、维护公理的刚正不阿的品格。

　　离松筠庵不远处的一个门口，一位老奶奶正摇着蒲扇，她见我久久在松筠庵前瞻仰徘徊，就对我说：“现在没什么看头，政府已将这里作为文物了，正在维修，三年后您再来看，这里一定会大变样的。”

　　就是在这个胡同里，我看到一个歇山式屋顶的房屋，但已相当的破败，屋顶上长满了凄凄荒草，门窗皆已破烂不堪。但是门旁的墙壁上却镶嵌着一块匾，近前一看，上面写着“杨椒山祠”。哟，这就是杨椒山在北京的祠。

　　□高羔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