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前陇上也有“大都市” 城墙坚实至今屹立不倒

　　文/韩建业

　　▲南佐遗址核心宫殿区

　　相信每个踏上董志塬的人都会被强烈地震撼到并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宽厚、挺拔、壮丽，这个黄土高原“第一塬”名不虚传。塬上、塬下海拔相差1000多米，平整开阔的大塬之上留下了周人祖先不窋的传说，也曾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繁衍生息的家园。关于这片质朴、厚重土地的远古文明故事，如今再次因南佐遗址而被浓墨重彩地书写。

　　凸出于地面数米的九女绾花台，偶然拾到的色彩、纹饰各异的碎陶片，世居塬上的南佐村村民明显感知到家乡的与众不同。作为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南佐遗址被基本确认为距今约5100-4700年之间的仰韶文化晚期的超大型都邑性遗址。“超大型”意味着其体量、规模在同时期无出其右，这令人惊叹不已。

　　其实，早在1957年，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郊的南佐遗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对它进行过两个阶段的发掘。此后直到2021年5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踏上这方塬地，开启了对南佐遗址的第三阶段发掘、调查和勘探工作。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南佐遗址。春风迎面吹来，杏花香气若隐若现，脚下古老的黄土地层层覆盖住那个有些神秘、遥远的时代。想到前方就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演进、讲述中国历史文化故事的“陇原新地标”，更让人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

　　置身南佐遗址考古现场，不难想象当初“南佐人”建设它时的宏伟、壮观景象。遗址的四周各有一条冲沟，其间有沟渠相连，外围有可能还存在超大型环壕，大致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闭合空间。其总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相当于汉唐时期的20个县城那么大，超过8个故宫面积总和。这是目前国内所见5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甚至是商代以前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遗址，为溯源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重要节点。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南佐遗址不但面积巨大，而且拥有可能用于祭祀天地祖宗的礼仪中心和王公贵族居住的宫城，严格来说属于“都”而非“邑”，遗址的核心区即为实证。核心区由9座大型夯土台及其两重环壕围成，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里面分布着不少夯土墙、白灰面的高等级建筑。宫城居于中央偏北，出土了许多特殊的高规格器物。

　　核心区外有五六片普通居住区以及夯土台、沟渠等遗迹，并可能包括农田耕种区。其中，每片居住区面积都在五六万平方米，房屋均为较小的白灰面窑洞式建筑，不见夯土墙建筑，出土器物都是普通生活用品。

　　2023年6月，文物考古部门启动了南佐遗址核心区的大棚建设项目，以更好保障对核心区的考古发掘，让宫城早日显露真容。

　　前所未见的九台

　　对于南佐遗址核心区的9座大型夯土台，当地人给它取了个浪漫动听的名字——九女绾花台。经年累月，由于水土流失、村民盖房等，如今多数土台地表部分已遭毁坏。而正是这些突兀、残存的夯土台，成为了确定遗址所在地的重要坐标轴。

　　在遗址发现之初，考古人员注意到这里有9个“土堆”，航拍地图上也能看到大部分台子——它们大致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唯北部台呈圆形且面积最大，其余8个方台均约40米见方，占地面积与故宫的太和殿接近。“九台”早先应当就像9座小金字塔一样矗立在平整的大塬之上，非常醒目。

　　从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西3台来看，其夯土特征与宫城区完全一致，台子内侧有近百米的台阶式道路，另一端则是通向中轴位置的大冲沟。总体而言，南佐遗址的核心区基本是封闭式的中轴对称结构。按照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文化理念推断，其中北圆台可能是祀天的“天坛”，东西两侧的方台可能为祭祀八方大地的“地坛”。这种礼制性建筑布局前所未见，与后世规制也大不相同，足以彰显出南佐都邑的特殊神圣性。

　　“九台”及其环壕的建筑工程量同样惊人。初步估算内、外壕总长度在5000米以上，总土方量在75万立方米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项不小的水利工程，且配备了复杂的水利设施。如果每两个人一天完成1个土方（包括夯筑护壁在内），大概需要5000个人工作1年才能建成。筑台时即便使用壕沟中挖出来的土，但由于夯筑本身费时费力，所费工时或许与挖筑壕沟相差无几。也就是说，仅“九台”及其环壕就需要数千人工作两年时间。可以想见，5000年前动员数以千计的家庭、数以百计的村落才有可能构筑的南佐都邑，足以证明国家力量的存在与强大。

　　开我国古典宫殿建筑之先河

　　俯瞰南佐遗址核心区，宫城择中而居、主次分明，具有严整的中轴对称布局，开了后世中国古典宫殿建筑的先河。

　　“九台”位于遗址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整体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的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即至主殿中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和壕沟均为对称分布。如此严谨的轴对称布局，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区域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宫城是一个由夯土宫墙围起来的长方形空间，宫墙之外有壕沟或“护城河”环绕，整个区域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南宫墙有平行的两道墙，内墙宫门和主殿的中门、中央大火坛在一条中轴线上，门两侧还有夯土墙的门塾（门卫房）类建筑；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向东错开几米也开有一道门。南墙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无论是作为影壁还是瓮城，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主殿由前厅和殿堂两部分构成，以版筑法夯筑的主墙墙体厚约1.5米、残高约2米，墙外还有散水台、排水沟等。其中，殿堂南墙开有三门，其余三面为圆转角附墙，其后部有两个直径约1.7米的大型顶梁柱柱洞，比故宫太和殿的顶梁柱直径还要粗，应该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或现存的所有我国古代宫殿里面最粗的柱洞了。殿堂前部为直径约3.2米的圆盘形地面式大火坛，规模之大同样令人震惊。

　　整体来看，主殿的夯土地基在半米以上，其上铺砌土坯，再涂抹草拌泥和石灰，仅白灰面就至少有6层，所有墙的内外壁、火坛甚至殿外散水台也都有涂抹。在宫城内部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多间夯土墙侧室（侧殿），大致对称分布，每间建筑面积数十平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南佐遗址所有墙均为夯筑，且墙壁、地面都涂抹白灰，是已知的我国最早大规模使用夯筑和白灰面装饰技术的建筑。另外，红砖和大量土坯建材的使用，尤其是超大空间单体建筑的建造，都显示南佐都邑的建筑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主殿停止使用后就被夯填起来，且夯填得非常精整结实。不仅如此，宫城侧室、走廊等大部分空间也都出现了夯填，这样整个宫城区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数千平方米的大夯土台基。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残高2米左右的夯土墙才能历经5000年而不倒。

　　夯填成台基是为了在上面建造新的建筑，考古发掘也确实发现了部分仰韶文化晚期末段的建筑，但均因离现在地面太近而保存状况较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南北远距离贸易之实证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装饰品等贵重物件，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还有大量碳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住区形成鲜明对照。这些都表明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经出现礼制以及区域王权对远距离贸易的控制。

　　▲南佐遗址出土的部分陶礼器

　　白陶、黑陶本来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制作和使用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有些出土的成套彩陶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了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既可盖又可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出土的涂抹朱砂的石、骨箭镞也都具有礼器性质，类似于周代天子赏赐诸侯的彤矢。

　　在这些出土器物中，白泥堆纹陶罐同样罕见于这一时期的其他遗址，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了数百件大小不一的陶器，应为当时盛肉的成套祭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制温度在1000℃以上，有些甚至超过1110℃，明显高于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烧制温度，可作为评判当时制陶技艺水平的依据。

　　尤其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碳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却极少，与此相反，在宫城其他区域则多为碳化粟、黍。黄土高原古代农作物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罕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这些珍贵的农作物碳化遗存，引发人们无限想象：或许在数千年前，董志塬还是一片湿润温暖、适宜水稻耕种的土地，但这些农作物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通过远距离贸易获得的。

　　南佐遗址还挖掘出土了一个红陶大口缸，其上腹有一周压印网格纹，几乎与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缸完全相同。此外，考古发现白陶簋、白衣陶簋等的圈足特征罕见于黄土高原，却流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而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的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今山东渤海至泰山一带），高原少有的绿松石、朱砂原料或许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由此可见，南佐都邑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

　　总之，南佐遗址内大都邑、大祭台、大宫殿及其环壕水利设施等所体现的巨大建筑工程量，择中而居、主次分明、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布局体现出的以王权为核心的社会状态，高规格器物等体现出的礼制和远距离贸易控制，都表明当时存在一个以南佐都邑为核心的早期国家社会。其控制管理范围可能涵盖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可称“黄土高原古国”或“陇山古国”。尽管这个庞大古国还存在许多有待我们进一步考古发掘解开的谜团，但毋庸置疑的是，南佐遗址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见证之一，并且甘肃也是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佐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