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辱持王杖老人获死刑 汉代这个男子被实名曝光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武威汉代墓葬中先后发现多批汉代简牍。这些汉简，以其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类型繁多、史料可贵等特点，成为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威出土的汉简主要有：1959年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469枚《仪礼》简及11枚日忌、杂占木简；1959年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10枚王杖简；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92枚医药简牍；1974年威县城南郊汉代砖墓室出土的张德宗衣物疏木牍；1981年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的26枚王杖诏书令简；1984年武威五坝山西汉墓出土的墓主冥告文书木牍；1989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16枚汉简等。出土的汉简文字资料十分珍贵，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侧面反映出当时武威地区的社会风貌。

　　儒学教育发达

　　武威《仪礼简》，是汉代武威地区儒学教育发达的见证。

　　自汉武帝在武威乃至河西设郡置县以来，通过移民实边等一系列措施，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及儒家思想文化逐步传入武威。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简》，分《服传》《丧服》《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等篇，是考古发现的数量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一部经书，对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反映了儒家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在武威地区得以普及推广。

　　武威汉墓中发现的《仪礼》简册和其它陪葬品，透露出墓主人深通儒家礼经，有可能是西汉末期武威郡的学官。随葬的《仪礼》简，估计是墓主人生前诵读、学习所用。在同一墓葬中发现的日忌木简中，有一支背面文字为“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　 六”，这句内容记载了文学弟子向老师（死者）家属赠送的“赙礼”。这里的“文学弟子”就是学官弟子之异称，与博士弟子名例相同。从“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一句中，可知“文学弟子”较多。《仪礼·聘礼》记载:“十斗曰斛。”尽管“五千余斛”指的是赠送的数量，但从另一个侧面可推测当时文学弟子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汉代儒学地位大大提高，武威儒学教育兴旺发达，儒家礼仪文化已在武威逐渐普及。

　　尊老氛围浓厚

　　武威汉墓先后三次出土“王杖简”“王杖诏令册”等简册，从中可反映出汉代武威地区尊老敬老氛围十分浓厚。

　　“王杖简”“王杖诏令册”是汉代颁布的尊老法典，主要记载西汉时期有关“高年授王杖”的诏书，以及对王杖持有者权益的相关规定。如简册内容有“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等语句，意谓王杖持有者如同使者持节，官吏或他人不得擅自征召、辱骂、殴打，否则处以极刑。并对王杖持有者及尊老之人给予优待：“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驰道、旁道。市卖，复毋所与”“入官廷不趋”“有旁人养谨者，常养扶持，复除之。”意谓授王杖的老人，可以自由出入官府，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免税，对于抚养善待这些老人的人，国家也免除其赋税徭役。

　　简文中还列举了违反以上规定的几起具体案例，牵扯到具体的官吏、平民。如“汝南郡男子王安世”“南郡亭长司马护”“长安东乡啬夫田宣”“陇西男子张汤”“亭长二人，乡啬二人，白衣民三人”等人，由于侵辱王杖持有者被判“弃市”。可见，冒犯持有鸠杖的老人，情节严重的，无论为官为民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此外，简册还有抚恤孤寡残疾之人的法令：“孤、独、盲、侏儒，不属律人，吏毋得擅征召，狱讼毋得击。”“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意谓对于孤寡残疾不得擅自征召，种田免租，买卖免税等。

　　与“王杖简”一同出土的还有鸠杖（王杖），简册中有“幼伯受王杖事”，可见其中一位墓主人幼伯生前被朝廷授予王杖，受到社会的尊重。武威“王杖简”“王杖诏令册”是我国古代敬老养老制度的实物见证，是研究汉代养老制度的重要资料。阅读这些简册内容，可以感受到汉代武威地区尊敬老人以及关爱老弱病残群体的浓浓温情。

　　中医药学发达

　　从武威出土的92枚汉代医药简可知，汉代武威地区中医药学十分发达。

　　武威医药简内容丰富，包括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内容。不仅列有药方名称、药味、药量、用药方法，还有针灸方法、服药禁忌，以及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对研究汉代医药学弥足珍贵。武威医药简记载药物100多种，既有柴胡、当归等植物类药物，也有丹砂、硫石等矿物类的药物，还有龙骨、鸡子中黄等动物类的药物。收集医方30余则，有治久咳上气方、治伤寒遂风方、治金创止恿方、治百病膏药方、治目恿方、治痹手足臃肿方、治瘀方等等。还有一些用药禁忌，如服药期间禁荤菜、鱼辛、酒等。医药简所记外用疗法有塞耳、塞鼻、灌鼻、药物贴敷疗法、热熏疗法、针灸法、指摩等方法，反映出多种治病方法。简文中还有同一种病症所用的治疗药物不同的情况，估计是不同医家的临床经验所致。武威医药简记载的好多治疗方法，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为研究古代中医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医药学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武威医药简的内容，记载了许多在当时较有实用价值的药方，很有可能是当时医者的医疗实践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武威地区的医药水平。

　　衣着服饰丰富

　　汉代是中国传统服饰成型的关键时期，据武威出土汉简考证，武威民间纺织技术有了显著发展，民众的衣着服饰品种多样，颜色丰富。

　　武威汉墓出土的张德宗衣物疏木牍共127字。墓主人名叫张德宗，衣物疏中称之为“大家”。“大家”是古代对女子的尊称，当时人们把出身贵族、学识高、品德好的妇女尊称为“大家”，据此可推测张德宗是一位贵族的女子。武威市南郊汉墓出土的张德宗衣物疏，就是张德宗的随葬衣物清单，全文如下：

　　张德宗衣被囊疏：躯长衣襦一领，直领二领，練襦一领，□季明新妇送大家，缥绮直领季明新妇送大家（意谓此两件衣物是季明妇人送给墓主人张德宗的），絮巿三枚，青緷一领，缣脅一领送大家，系履一良送大家，新袜一良送大家，新绢帬一领送大家，故帬五领，新被一领送大家，故被一领，故襦短？各一领，布囊大小四领，新□缯白百五十匹，故小青襦一领，镜敛一枚，緟敛一枚。

　　这份随葬衣物清单，列出了衣襦、直领、練襦、缥绮直领、絮巿、青緷、缣脅、系履、新袜、新绢帬、被、襦短？、布囊、小青襦等十多种衣物，可见汉代武威地区人们的衣着服饰丰富多样。

　　日忌杂占盛行

　　从出土汉简内容来看，汉代，武威乃至河西地区日忌杂占之风非常盛行。所谓的日忌、杂占，就是日辰禁忌与占验之术。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了11枚日忌、杂占木简，其中“日忌木简”7枚，“杂占木简”4枚。

　　日忌木简的内容以天干和地支为主线，记述十二时辰所禁忌的内容。如木简中“买席辟壬庚。河魁以祠，家邦必扬”“甲毋置宅不居必荒。乙毋内财不保必亡。丙毋直衣□□□□”“丁毋威□□多作伤。戊毋度海后必死亡。己毋射侯还受其央”“（辰）毋治丧”“午毋盖屋必见火光。未毋饮药必得之毒。申毋财衣不烦必亡”“酉毋召客不闹若伤。戌毋内畜不死必亡”等内容，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盖房、立祠、纳财、置物、出行、治丧、喝药、裁衣等方面的禁忌。

　　杂占木简的内容主要为占卜吉凶，如木简中“有生财。有吏事。有恶言者。有客思之。有谛泣。令人远行。”“有喜事。君子思之。令人得财”“有风雨”“见妇人”等内容，就是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

　　整个汉代，日忌、杂占等占卜之风盛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史记》里面就有一篇《龟策列传》，专门记载卜筮活动。占卜活动虽然是封建时代的陋俗，但也是落后生产方式下的一种文化特征。例如占卜“出行”，汉代，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出行装备的落后、对外面环境的担心等，让出行变得十分困难，在偏远的河西地区尤其如此。因此，人们在出行之前，会通过占卜活动来祈求出行的顺利与平安。到东汉时期，武威的这种风俗有所改变，《后汉书·张奂传》记载，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

　　丧葬礼俗完备

　　从武威出土的汉简来看，当时武威乃至河西地区丧葬礼俗非常完备。汉代的丧礼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内容十分具体，包括了奔丧、居丧、赙赗、葬日等诸多礼仪。汉代文士、官吏有抄录简册作为随葬品之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也以生前经常使用的简册随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就是用简册这种特殊的随葬品向“冥间”宣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简、日忌杂占木简、“王杖简”“告地策”“买地券”等简册，表明这种情况是汉代河西地区流行的一种丧葬礼俗。

　　汉代，吊唁者向丧家送的礼物称“赗礼”或“赗钱”，也就是钱财和实物。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出土的汉简中有“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应当是指文学弟子向老师（死者）家属赠送的“赙礼”。《仪礼》简，日忌、杂占木简以及其他器物，则是显示墓主人生前身份的随葬品。《仪礼》简册当为墓主人平日诵习所用。日忌、杂占木简则是墓主人日常占卜使用。而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等，则是一种抄录朝廷律令诏书的简册，用律令诏书的形式来表达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借以维护死者在“冥间”也享有人间的尊荣和特权。

　　武威五坝山西汉墓出土的墓主冥告文书木牍，其实也是一份既说明墓主人生前身份，又向“冥间”宣示的证明文书。木牍内容有“过所毋留难也”的句子，这里的“过所”是汉代人出行时使用的通行证。这份木牍是墓主人田升宁的临终遗言，将遗言写在木牍上，埋入墓内，希望黄泉路上的鬼神能够给予放行，相当于一份“冥间证明文书”。木牍内容还有“取升宁衣履烧祠”的语句，焚烧死者生前用过的衣物，也是汉代武威地区的一种丧葬祭祀习俗。

　　财产继承有序

　　武威五坝山西汉墓出土的墓主冥告文书木牍，也显示了一幅汉代民间财产继承的场景。

　　文书木牍内容为：“张掖西乡定武里田升宁今归黄（泉），过所毋留难也。故为□□□，今升宁自小妇得绥取升宁衣履烧祠，皆得绥过也。今升宁田地皆当归得孙赵季平所，可。今升宁田地皆当归得孙任□。今升宁田地皆当归得。田地皆当归得孙任胡。开口愿皆自得绥禁之。物复以得孙任胡亟语言□□□□□□在张，昊天知曲直，故为信。”大意是墓主人田升宁在临终前，在其妻子的监督之下，将田地财产处置清楚，“皆当归得孙赵季平”“皆当归得孙任□”“皆当归得”“皆当归得孙任胡”，田地分别转归上述几人的名下，并对天盟誓。

　　通过这一汉简内容，可见遗嘱继承财产的这种方式在汉代武威民间广泛流行，得到民众的认可。

　　简书运用广泛

　　从武威出土的汉简内容来看，汉简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十分广泛。既抄写经书、诏书律令，又记录衣物清单、财产处置情况，还抄录中医药方、治疗方法及日忌杂占等内容。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属于不同行业、不同阶层，既有武威郡的学官，又有贵族女子；既有拥有田产的户主，又有生前持王杖的老人，从中可推测出汉代武威地区的木简书写已经进入许多家庭，较为普遍。

　　武威汉简除了《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之外，大多是记录日常生活事件的，因此既有工整的抄录，也有随意的书写，很多笔画具有隶书的笔法。

　　我们在阅读一片片汉简上那些文字的时候，也可以想象出当时书写者在各种场合全神贯注、用笔自如的情景。

　　见证乡里制度

　　武威出土的汉简，也是汉代武威地区实行“乡”“里”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见证。

　　武威五坝山西汉墓出土的墓主冥告文书木牍第一句为“张掖西乡定武里田升宁今归黄（泉）”，这里的“张掖”即张掖县。西汉设置河西四郡，张掖郡的郡治最初在今武威市凉州区张义镇一带的张掖县，后迁移到今张掖市甘州区“黑水国”遗址的觻得城。张义镇一带的张掖县直到西晋初年才被撤并。从“张掖西乡定武里”可知，西汉时期，河西地区基层已经实行“乡”“里”的管理制度。“乡”是县以下重要的地域性行政管理单位，“里”是最基本的管理单元，每里一百户。“乡”“里”制度，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维护基本社会秩序。

　　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文物铭旌也有“西乡”“北乡”“东乡”“渠门里”“阉导里”“利居里”“西夜里”等文字，也是当时武威地区实行“乡”“里”制度的证明。

　　武威汉简是十分珍贵的汉代文化遗存，为研究汉代武威地区的社会风俗、丧葬制度、中医药学、衣着服饰等提供了难得的文字资料，绘就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图景。

　　作者简介

　　李元辉，甘肃武威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独著或合著有《汗血宝马》《话说五凉》《天马长歌》《诗文话天马故里》《凉州贤孝之二十四孝》等，先后在《甘肃日报》《民主协商报》等发表文史文章300篇，主持完成省社科院单列课题3项。2022年荣获武威市第二届“天马工匠”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