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西域　河西走廊千年风云故事拉开帷幕

　　原标题：河西走廊：联通与融通

　　祁连山地貌景观　王建平

　　敦煌河仓城遗址　张晓亮

　　祁连山主峰雪山群　吴玮

　　田澍

　　在世界文明史中，位于中国甘肃的河西走廊是一条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且影响深远的走廊，是一条多民族文化长期交流且融汇共存的走廊，是一条联通四域且持久发挥融通作用的走廊。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是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西域绿洲文化及域外文化的沟通与融通之地。几千年来，在河西走廊上演了一幕幕风云激荡、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联通四域的要道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西北部，因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而得名，专指祁连山脉（走廊南山）与走廊北山（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之间的呈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通道。它之所以能成为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河西走廊南与青藏高原毗邻，北与蒙古高原接壤，东与黄土高原相会，西与塔里木盆地连接，地处四大地理单元的交会地带。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侧的古浪峡，西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东西长900余公里，南北宽数公里至100多公里不等。河西走廊地势南高北低，分为南部祁连山地、中部走廊平原、北部低山丘陵与荒漠四大地貌单元，内部除山地、河谷、冲积平原以及绿洲、湖泊外，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戈壁。河西走廊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干旱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包含高寒半干旱区、温带干旱区、暖温带干旱区三种类型，降水稀少，气候干燥，风沙频繁，冷热变化剧烈。从东到西，年降水量从武威的200毫米逐渐下降到敦煌的50毫米左右，年蒸发量则从1400毫米递增到2000毫米不等。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在走廊腹地形成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得益于这三大水系的灌溉滋润，河西走廊内部形成了武威、张掖-酒泉、玉门-敦煌-瓜州三大绿洲区，成为宜农宜牧的丰饶之地和名副其实的孔道。古代史籍中就有“河西殷富”“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

　　河西走廊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其独有的区位特点和地理优势，酒泉、张掖等地钟鼓楼上气势磅礴的匾额题词，充分展示了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与独特魅力。如酒泉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等，张掖有“声教四达”等。又如作为“天下第一雄关”的明代嘉峪关，其东门内曰“光化”，外曰“朝宗”；西门内曰“柔远”，外曰“会极”。河西走廊东西沟通中原和西域，南北连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联通四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互之地。正因如此，河西走廊成为政治交往走廊、经济贸易走廊、文明互鉴走廊、民族交融走廊，在文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桥梁作用。

　　民族交融的通道

　　地理环境的特点决定了河西走廊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独特舞台。在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河西走廊是众多民族迁徙的必经通道。费孝通先生将河西走廊及相邻地区称为西北民族走廊，德国学者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将其称为“民族交往的大道”。作为一条民族大通道，历史上先后有乌孙、月氏、匈奴、鲜卑、吐蕃、吐谷浑、回纥（鹘）、党项、蒙古族、回族以及汉族等几十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这些民族或辗转迁徙，或世代居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西北疆域，在交融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多元一体格局，河西走廊成为“华夷交汇”之地。

　　两千年前，汉武帝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并征讨匈奴，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移民屯田，修筑长城，建立邮驿体系，以全新模式管控这一重要走廊。在汉、匈双方对河西走廊的争夺中，汉朝“表河西，列四郡”，既要在军事上“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塞羌胡交关之路”，又要“开玉门，通西域”，在经济文化上“通货羌胡”。只有河西走廊畅通无阻，其联通四域的通道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其中，中原王朝的安定与强大是确保联通的首要政治条件。正如唐太宗所言：“向使中国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自张骞“凿空”以来，河西走廊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成为中原王朝通过陆路进行对外交流的国家走廊。民族学家谷苞认为：“河西四郡设置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就为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各少数民族政权割据西北，河西走廊的通道作用有所削弱。隋朝建立后，隋炀帝致力于改变这一局面，亲征吐谷浑，先后在今天的青海和新疆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强化了河西走廊的安全保障，恢复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隋炀帝在张掖召见高昌王麴伯雅和西域各部首领，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管控，为隋唐丝绸之路的再度繁荣作出了特殊贡献。

　　与张骞“凿空”西域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还有凉州会盟。凉州会盟充分发挥了河西走廊的融通作用，是中国古代民族交融史上的壮举。在元朝有效的行政管辖之下，通过驿传系统，西藏与祖国各地的交往畅通无阻，河西走廊以全新姿态融入更大政治舞台和历史空间的国家建构历程之中。历史学家蔡美彪论道：“西藏地方在元朝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就像瓜熟蒂落那样，乃是六百多年来历史行程的必然归宿，也是藏族和各民族发展利益的共同要求。”

　　朱元璋推翻元朝之后，面对新的政治格局，效法汉朝治理西北的模式，积极经略河西走廊，力图利用河西走廊阻隔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的联系，但这一做法不断受到蒙古部族的挑战。在俺答封贡之后，明朝逐渐改变了这一做法，在扁都口和庄浪卫设立互市场所，允许蒙古部众通过河西走廊前往青藏高原，使两大高原的联系日趋紧密。

　　清朝建立后，继续探索管理两大高原的有效办法，并实现由间接管理向直接管理过渡。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清朝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河西走廊的“卯榫”作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整合，最终将与河西走廊毗邻的广袤领土纳入行政管辖中，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从此实现了真正融通，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实现了真正的连通。历史学者李大龙认为：“从三国到隋唐，从五代到元，从明到清，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华大地上政权兼并发展的轨迹。其背后的主导因素即是农耕和游牧两大族群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因此，古人认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只有当河西走廊联通四域的“通道”和“十字路口”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之时，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完备形态才能真正出现。

　　文化汇通的廊道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西走廊早在中西交流开启之际就成为古丝绸之路的襟带要冲。河西走廊是中国古代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深刻认识人类交流与融通的典型样本。通过河西走廊，能够进一步理解人类文明交流的艰难历程、强大动力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张骞通西域之所以被称为“凿空”，就在于这一空前壮举经河西走廊正式开启了中原与西域的官方交流和直接贸易。此后，汉朝通过捍卫道路畅通和安全，为过往使者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增进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政治互信，使河西走廊从此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长河中最安全、最繁忙、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汉、唐、元、明、清等朝在河西走廊设有完备的驿站体系，以巨大的财政投入保障丝绸之路的正常运行。位于敦煌市的世界文化遗产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真实记录了汉朝为维护丝绸之路畅通与安全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认为：“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博望侯张骞不畏艰难险阻、开拓进取的英雄气概为后世所继承，一代又一代的使者、行旅在声声驼铃中艰难前行，互通有无、互学互鉴，成为持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正如明初通过河西走廊出使西域的著名使臣、江西吉安人陈诚所言：“征轺不惮远，万里来西域。博望早封侯，苏卿老归国。男儿志四方，少壮宜努力。”

　　河西走廊的阳关、玉门关、嘉峪关作为闻名天下的交通要塞，是古丝绸之路黄金段的重要节点，其与周边的城鄣亭燧和边墙堡寨等防御工事共同构成了有力的保障体系，维护着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使东西商贸往来与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绵延不断。季羡林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各民族文明交流融汇的结晶，是人类文明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敦煌文化彰显着文化包容、文化交融、文化共存、文化创新的精神品质和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深度诠释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对于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学界用“战略支点”“多元互构”“互嵌”“卯榫”等概念来解读和阐释，有“国家走廊”“文化走廊”“民族走廊”“交通走廊”“战略要道”“过渡地带”“十字路口”“绿洲桥”“连通器”“黄金路段”等不同称呼。以上不同说法都指向河西走廊“通”的特性。“通”既是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和独特优势，也是河西走廊在历史场域中博采众长、多元互构的独有现象。古丝绸之路的灵魂就是“通”，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也追求“通”。“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基于古丝绸之路之“通”，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重要意义。

　　河西画卷，览胜古今；走廊律音，回响中外。在历史与现实中，河西走廊正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民族交融和多元文化融汇的“软联通”大展世纪宏图、再奏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