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科考一举上岸　甘肃"老乡"凭啥当上雍正"生活秘书"

　　原标题：关西师表与文人心志——说巩建丰（中）

　　□牛勃

　　巩建丰（公元1673年—1748年），前清教育家，伏羌县（今甘谷县）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云南学政、侍读学士。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告老还乡，以讲学著书为乐，学生数百人，人称“关西师表”。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胸有襟怀的人，巩建丰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科举的追求，对修齐治平理想的渴望。但在春雨未临之前，他潜心于教，并乐此不疲。作为陇上素孚声望的大学者，巩建丰在多年的教书生涯中，形成了深邃的教育思想。他的教学生涯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一是在柳湖滨开馆授徒，前后二十年，较为完整；二是任职朝廷，参与读卷取士，这时期更多从宏观上思考教育教学、人才选拔方面的问题；三是辞官归里至逝世，前后十余年时间，这个时间段也较为完整，这个时期他以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讲学于书院之间。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巩建丰认为师者的首要任务是使受业者学会做人、明辨义利、奉法守礼、读书励志，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养性为根本。为师者如果以学生获取功名利禄为要，那是不足取的。如果士子不辨义利、贪图富贵，纵使有经济文章，亦不能成为栋梁之才。为师者要以义理养其根本，以经史畅其枝干。

　　在启蒙教育方面，巩建丰认为：“五六岁时不教以安祥恭敬，任其轻佻嬉戏，不教以食蔬饭衣朴素，而先顺其欲而导之，欲以养成根器，难矣。”他指出，诱掖奖劝是导其明、开其蔽的恰当方法。朱子《小学》中的“少年登高科”是一大不幸，不是科名的不幸，而是少年的不幸。因为少年血气未定、涵养未深，一旦荣登高科，势必沾沾自喜而失去远大志向，故以取士为荣身之阶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学问方面，巩建丰认为：“学问者，学于己问于人也。”“故善学者之于文，不以艰深奇奥为工，而以见理明透为尚。”问必须做到“审问之”，做学问不仅要有诚实的态度，而且要有毅力和吃苦精神。“学道原从笃志求，莫道世味扰潜修。经书尽有无穷味，童子不帷目不游。”学习乃逆水行舟，学问不日进则日退。

　　在教学方法上，巩建丰主张因材施教，他指出：如果“能因气秉清浊，材质刚柔而变化之，则愚可敬，弱可强。”“圣人之量天地，贤人之量江河湖海，中人以下或沟或洫或浍或川。识有深浅，量有大小，不能强而同也。”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对那些“樗栎庸材”，亦能多方造就，使其均有所得。

　　巩建丰的一生无疑是辉煌的，他名于官，成于学。如果说他因朝廷重臣名闻于当时的话，他精深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更影响了后世。他是一位秀才，但目光，远远超越了秀才的视野。

　　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或者说，世界上再好的机遇，也不会无端赐予没有准备的头脑。

　　巩建丰是优秀的，但科举考试的命运因素，同样让许多优秀的士子铩羽而归。如果没有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因康熙帝六十大寿而特设的“万岁恩科”，我们能给巩建丰假定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过科举考试举人而进士，之后做官任职，走一条仕途的路；一条是继续在柳湖滨，最多是换一个或几个地方授徒以至终老。但偏巧就有“万岁恩科”，而且命运之帆一路高悬，这样一来，我们的假定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公元1713年，虽非“大比之年”，但适逢康熙六十大寿，故特设“万岁恩科”，开科取士，宣示万岁恩典。机遇来临时，二十年间默默无闻且又时刻准备着的巩建丰，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就算是再失败一次，多一次“不第”的经历，他也会在考试上一显身手，因为他坚信，“果是随珠终照耀，岂有和璧竟尘埃”。

　　年届四十的巩建丰带着伏羌柳湖的郁郁文气赴陕西长安参加乡试。主考官余长策、副主考官李士瑜和熊学烈等在批阅其答卷，判读其锦绣文章时赞不绝口，皆称：“此卷有儒者气象！”结果不言而喻，乡试中举。中举，对天下士子来说既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台阶，又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中举，乡人言称“老爷”，朝廷赐以官做。巩建丰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要向更高的巅峰冲刺。同年，巩建丰赴北京参加会试，两试皆中，赐进士出身，官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充国史馆纂修官。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力。如此一帆风顺，天下士子中并不多见。不管是厚积薄发，还是时来运转，对于年仅四十，正当盛年的他来说，一切刚刚开始。

　　巩建丰已过了少年登高科的年龄，整整二十年寂寂无闻的教书生涯和深厚的学养，使他能做到平静自若、恬淡平和。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自豪，没有“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的艾怨，有的只是高处不胜寒的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作为一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他能做到并能做好的，就是勤谨和认真。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巩建丰因母亲病逝归里服阕三年，期满后复入国史馆供职，适逢庚子（公元1720年）顺天乡试和辛丑（公元1721年）会试，俱任同考官。

　　公元1723年，清世宗即位，改元雍正。巩建丰授任日讲起居注官，充实录馆纂修官，为雍正讲解经史，记载皇帝每天的起居言行。他常挟一匣于肩舆中，朝暮日随，“其所记录，虽子弟门生，亦秘不以示”。在朝廷里，这官类似于皇帝的生活秘书，是掌握皇帝言行的核心人物，官虽不大，却是皇帝极为信任、绝对视为心腹的人。“每蒙差事，赐御物累累。”一个来自西北乡野的读书人，何以得到皇帝如此信任，而且史籍对雍正的刚毅多疑多有记述，面对这样一个皇帝，伴君如伴虎的小心谨慎远远不够，唯一的，就是雍正说的“持重老成”。巩建丰每于雍正讲解，雍正总是“动容听之”，常赐貂皮、茶叶、笔墨等御用物品。可见雍正不仅对其人品颇为欣赏，对其学问修养同样钦佩。雍正曾对其近臣言道：“巩某持重老成，尔等讲官皆当效法。”足见雍正帝对巩建丰的赏识和信任。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巩建丰奉命出任四川乡试主考官，不久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雍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继往开来的使命，让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重典治乱，严肃处理朝廷积弊和宫廷争斗。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一方面治理了乱象，达到一定的清肃安定，另一方面又使许多矛盾转入地下，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涌动。处于特殊时期和特殊地位的巩建丰，能深得皇帝信任委以重任，在各种矛盾纠结中游刃有余，足见他除了持重老成、学养深厚、忠厚勤谨外，还有过人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智慧。特别是他既是汉人身份，又出身于草根阶层，在满人为核心的政权里做事，没有大智慧、大境界，谈何容易。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巩建丰授任云南省提督学政。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经济文化相对内地较为落后。巩建丰不畏路途险远、条件恶劣，毅然赴任。作为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雍正对西南寄予很大希望。雍正告诫巩建丰，希望他能“激浊扬清，维风正俗”，临行前赐笔墨一匣以示勉励。巩建丰到任后，谢绝一切请托，深入边疆村寨，足迹遍及云南各地。他鼓励各地兴办学校，选拔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充当教师。他以身作则、整饬士学、严格科试制度，革除以往科试中存在的十大弊病，不遗余力选拔人才。云南的天空上，到处充盈着积弊去后的清新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