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道教盛行　这块石碑记录“粉头”唐玄宗有多狂热

　　原标题：一块石碑隐藏的地理文化密码

　　刘三木

　　承天观碑（局部）　秦博文　摄

　　保存于正宁县博物馆的承天观碑（局部）　秦博文　摄

　　正宁县黄帝文化旅游景区（正宁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庆阳市正宁县，曾经有一座建于唐代的道观非常有名，这座由唐玄宗亲自诏令修建的道观叫承天观。如今，这座道观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但有一块记录承天观历史的石碑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它如同一把钥匙，解锁了隐藏其中的正宁地理文化密码，让人们了解了发生在这片神奇土地上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这块石碑全称为《大宋宁州承天观之碑》，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正月十日重修位于正宁的承天观时所立，它在向人们阐述道教教义的同时也描绘了当时承天观的宏伟壮观以及兴建的缘由，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唐宋时期道教的兴盛和繁荣。

　　道教是中国真正的本土宗教，创立于东汉末年。而在道教创立之前，民间已经流传有很多有关老子修道的传说，可能是基于民众对老子的崇拜，道教成立之初，便尊奉老子为祖师，称他为“太上老君”。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仕宦阶层的处世哲学与道教自然无为、宗仰黄老等教义比较契合，道教因此得到了普遍的重视，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的发展。

　　道教的鼎盛时期应该是进入到了唐代，受道教谶语“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启发，李氏在取得唐王朝政权以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向外宣布他们正是圣人老子李聃的后裔，遂奉行崇道政策。唐高祖、唐太宗封老子为“祖神”，唐高宗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此，道教在唐朝被尊为国教，享有很高的尊崇。

　　由于获得了李氏王朝的支持，唐代成为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为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由于唐玄宗热衷道教，有许多学者将唐玄宗定义为道教君主，并总结出几点主要成果，即大力扶植道教；尊崇道教经典；优待道士女冠；遍封灵山仙迹；广兴道观庙宇。

　　唐玄宗一生笃信道教，尤其是即位以后，可以说到了一种极致。他极力神化老子，不断提高老子的封号，先后追封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将《老子》列入科举考试内容，并亲自作注推行于天下。同时还将《老子》《庄子》《列子》改名为《道德经》《南华经》《冲虚经》，作为道教经典。不仅如此，就连杨贵妃的道号“太真”也是唐玄宗所赐，由此可见唐玄宗崇道的狂热程度。除了尊崇老子之外，唐玄宗对其他创立道教各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是倍加殊荣，如五斗米道的张道陵被追封为“太师”，道教茅山一派的创始人陶弘景被追封为“太保”。一些在世的道教宗师，也受到了唐玄宗的特别优待礼遇，问道求法，拜官赐物，修建宫观，已习以为常。

　　由于唐玄宗的极力推崇，道教在开元年间很快发展至极盛。这时的唐朝已是文化繁荣，经济实力雄厚，加之唐玄宗的多次诏令，全国各地修建道教宫观蔚然成风。据《新唐书》记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有学者指出这仅仅只是由国家出资修建的官方认可的道观，即“官道观”。而民间筹资兴建的“民道观”则更多，据估计在官方修建的一倍以上，这些道观大多兴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正宁县的承天观正是兴建于这一时期。

　　从《大宋宁州承天观之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出，承天观明显属于“官道观”，是由唐玄宗敕令修建的，关于它修建的具体时间碑文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为何要修建承天观，地点又是如何选到正宁这个地方的？承天观碑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说来稀奇，在正宁修建承天观是缘于唐玄宗的一个梦境。据碑文记载：“宁州真宁县承天观者，本唐开元中所建也。按舆地之图，究经史之自，盖元宗尝于中夕梦彼群仙。俨冰雪之容，疑来于姑射；驭飙歘之驾，若会于武夷。惟至诚之所通，非有道而不至。且指乐土，是为殊庭。既寤，而命使访之，遂于其地得石像二十七躯，乃梦中之所睹也。即命营构正宇，仍以‘通圣’为名。”意思是说，有一天唐玄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群仙人，腾云驾雾，自天而降，会聚于一个美丽的地方，并指这里就是他们的居处。梦醒后，笃信道教的唐玄宗便派出使者按照自己的梦境到全国各地寻访。无独有偶，寻访没多久，便发现一个叫罗川的地方与唐玄宗梦到的场景有些吻合，更为奇怪的是还在这里发现了二十七尊玉石雕像。

　　也许是备尝大海捞针之苦的官员为了尽快交差，便暗合唐玄宗的心理，编造说这些神像为天上二十八宿中的二十七宿，另外一宿就是唐玄宗自己，喻示唐玄宗是仙人下凡，真龙天子治世。当这一消息奏报朝廷时，唐玄宗果然是龙颜大悦，声称这二十七位玉真人正是自己梦中所见的仙人，随即下诏在玉真人的出土地修建宫观供奉，并按照顺从上天旨意的意思起名为承天观，同时还将罗川县改名为真宁县，寓意真人保佑一方安宁。

　　关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今天已无从考证，但我们从正宁县的历史沿革可以得到一些印证。据史料记载，正宁县的最早名称是阳周县，隋开皇十八年，改阳周县为罗川县。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改宁州为北地郡，罗川县属之。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北地郡为宁州，罗川县属宁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宁州为彭原郡，因在罗川发现27躯玉真人像，故改罗川县为真宁县。此后，真宁县的名称持续了近千年，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因避讳雍正“胤禛”名，遂改为正宁县，沿用至今。

　　“宁州真宁县承天观者，本唐开元中所建也。”由此可以判定，是先修建的承天观，后改的县名。承天观的建成大概已经到了开元末年，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唐玄宗对道教痴迷最深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还是唐玄宗对道教的痴迷进入了一种病态，这一时期他经常做一些与所谓神仙交游的梦。更为奇异的是他的梦还总能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据《唐鉴》卷九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称梦见“玄元皇帝”老子，老子告诉他：“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玄宗遂派人前往搜求，果然在西安周至县东南15公里的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找到了老子画像，遂迎请到长安兴庆宫供奉。其实，正常的人都知道，寻到画像的地方正是老子晚年生活、著经、羽化的地方，秦始皇曾在这里修建老子庙，汉武帝也曾修建老子祠，老子墓就位于楼观台西约五华里的大陵山。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除了喜欢“梦游”之外，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改名，“罗川县”改为“真宁县”并不是唯一的个例，就在同一年，还有一个地方的名称也让玄宗给改了，这次不但改地方名，而且连同自己的年号也一起改了，原因均与道教有关。受唐玄宗的感染，这一时期的一些官员们也开始“做梦”，而且是梦境更加离奇。公元742年正月，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这里提到的尹喜正是当年老子出关时被挽留在此创作出著名的《道德经》的函谷关令，也是春秋战国时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玄宗随即派人到函谷关，果然在尹喜台的西面发现了宝苻，遂以天降宝符而将年号改为“天宝”，并将所在的桃林县改为“灵宝县”。尽管当时的人们都怀疑是田同秀造假惑上，可玄宗却大加赞赏，还晋升田同秀为朝散大夫。可见此时玄宗对老子和道教的迷信已到疯狂的程度。正如范祖禹《唐鉴》所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尝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此后，人称亲见玄元皇帝者不绝，大唐王朝也从此走上了由盛转衰之路。

　　到了宋代，由于五代之乱，造成“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毁”的衰败局面，经过宋初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之后，遂使道教得以逐渐恢复。承天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香火逐渐旺盛起来的。

　　承天观受到重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北宋著名的道士、华山“陈抟老祖”的弟子柴通玄就在承天观修行。据称柴通玄活了有一百多岁。

　　由于宋太宗赵光义对道教尤其是黄白等术颇感兴趣，他不但兴建宫观，还经常召见道士，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道士备受尊崇。真宗即位以后，更是把这种崇道政策推向了一个高潮。柴通玄曾多次到开封，向真宗进修身慎行之说，颇得真宗赏识，真宗还作诗以赐，免去道观的田租，下令重修承天观。

　　承天观的地址就位于今天正宁县永和镇罗川村，原观已毁，庆幸的是承天观碑保存了下来，如今被移到正宁县博物馆保存。碑高2.72米，宽0.85米，厚0.22米，由刻碑的上佳材料陕西富平石镌刻而成，碑首为二龙戏珠浮雕，形象生动，碑额篆书“大宋宁州承天观之碑”，由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李维奉敕撰文，翰林侍诏朝奉郎尹熙古奉敕书并篆额。碑文为行书，字迹清晰，保存完整，是一块文化价值很高的碑刻。

　　仔细研读此碑，我们就会发现，此碑文论道深彻，阐释清晰，描写生动，说理谨严，行文流畅，文采飞扬。可见作者李维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

　　据史料记载，李维为宋代洺州肥乡（今属河北）人，字仲方，李沆之弟。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宋真宗执政初期，由于献《圣德诗》，被选拔到集贤院，累迁中书舍人。宋仁宗初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预修《真宗实录》，迁工部尚书。据介绍，李维“博学，以文章知名。真宗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所参定。尝预定《七经正义》，修《续通典》《册府元龟》。”

　　在我们所能查到的有关介绍李维的资料中，每每都要冠以“李沆之弟”，很显然，是因为李沆的名气更大一些。大家都知道，李沆是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因秉性耿直，中正不阿，内行修谨，知人善任，在当时有“圣相”之誉。相比于李沆在政治上的建树，李维就要逊色很多，撰写承天观碑文时，他的官职为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也就是五品的官阶。此后担任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相州观察使等官职也都大多为一些附属官职或虚职。但李维在文学上的建树明显要强于李沆。由于其博学多才，文章出众，所以每次真宗巡幸四方时，凡是见到的典章名物，大多都由李维来参定。在李维的仕宦生涯中，大多数时间也被安排来编修文史典籍。李维著有《李仲方集》二十卷，可惜已遗失无存，但在今天能见到的《宋诗选》中我们依然能见到他的多首诗作。

　　由于北宋王朝实施崇文抑武的政策，所以在北宋初期，文化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和繁荣。在人才林立、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李维能够脱颖而出，以文章名世，足见其文学才能以及在当时的影响。但除了诗歌之外，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李维其他体裁的文章已寥寥无几，因此，承天观碑的碑文对于我们研究李维及其文学造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李维从阐述道教的教义开始到兴建承天观的缘由，从描写当时罗川的秀美风光、风土人情到崇道设教的说理，从记录重修承天观前的精心谋划到修建时的井井有条，从对修葺一新的承天观的描写到对统治者的称颂，行文流畅，用笔洗练。这篇记事文章可以说从古到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涉，足见作者李维的知识渊博、文采斐然。

　　碑文中“兹县据罗川之上游，实彭原之属邑。气象葱蔚，原隰隐辚。人敦忠义之风，俗勤稼穑之事。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画疆，本公刘积德之地”的记述，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余字，但高度精练，全面介绍了当时罗川县的地理位置、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历史渊源等，让人一目了然，可谓字字珠玑。

　　在承天观的碑文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轩丘，相传为轩辕黄帝所居之处，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有熊，为黄帝的部落名。

　　一段时期以来，全国多地掀起了一场“黄帝之争”，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均有参与，尤其是河南和陕西的争议最为激烈。由于陕西动手较快，黄帝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桥山似乎已成定论。但不断有专家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而且各持己见，有论证说黄帝陵位于今天正宁县境内的，也有说黄帝陵在陕西子长县的。凡此种种，莫衷一是。那么黄帝陵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

　　尽管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几成事实，但随着争议的持续，黄帝陵在正宁一说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其原因就是来自诸多的历史文献记载。

　　关于黄帝陵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史记》中的“黄帝崩，葬桥山”。此后《汉书·地理志》载：“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上有黄帝冢也”。另据《史记·唐张守节（正义）》载：“《括地志》曰，黄帝陵，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近年来，有庆阳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以上记载所指的具体位置均为后世所说的宁州桥山，也就是今正宁县五倾塬乡。这一点从承天观碑文中的描述和记载得到进一步确认，碑文中提到的“轩丘”，正是指黄帝陵。因此，承天观碑作为一个有力的物证，对于研究黄帝陵的确切位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陇右金石录》评价承天观碑为 “文字俱冠绝一时也”。除了碑文的文辞精彩渊博外，其书法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于书法的特殊性，中国书法史就是指历代书法经典作品与不同的书法家的历史。因此，研究承天观碑的书法艺术，我们首先必须来了解一下它的书丹者。尹熙古，又称尹希古，根据碑文中的介绍，他的官职为翰林待诏、朝奉郎，这在宋代属于文散官，大概也就是个正六品的官衔，我们目前所能查阅到的有关他的资料甚少，只有简单的介绍：“工篆，得拨镫法，所书为一时之绝。真宗东封碑、领天贶殿碑、天齐仁圣帝碑皆其所书。书法类圣教序。”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他的职位不高，但他的书法深受宋真宗的赏识，宋真宗东封泰山时几块重要的记事碑均出自尹熙古书丹，由此可见尹熙古书法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

　　目前在山东泰山岱庙内就保存有两块尹熙古的书法碑刻，一块为《大宋天贶殿碑铭》，立于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还有一块《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立于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但这两块碑的字迹均没有承天观碑完整。《甘肃通志》称承天观碑“碑词渊博，书法遒劲，似圣教序。”今天看来尹熙古的书法确自圣教序出，深得王羲之书法之精髓，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楷书功底。

　　我国历史上一直保持有立碑记事的传统，碑刻书法多以正书为主，行书刻碑非常少见，保存至今的更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因此承天观碑是我国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块行书碑刻，对研究正宁的历史变迁和北宋初期的书法发展脉络具有很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