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礼马衔山】郭大顺：何为诸夏 良渚齐家

【专题】巡礼马衔山玉文化与文学融合发展考察活动

何为诸夏 良渚齐家

郭大顺

　　受考证“禹兴于西羌”及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关系诸多论述的启发，对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谈三点想法：

　　一、关于古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

　　包括积石山在内的临夏地区有关夏禹的传说多，需要考古证据。这涉及古史传说与考古有机结合的问题。有关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等，文献记载少，详实程度低，不同理解多。复原中国文明史开端的这段重要阶段的历史，主要依靠考古学，老一辈学者对此冀于希望。考古学者既要避免以往的简单比附，也不必因此而过于谨慎，应抱积极态度。因为这是考古学者特别是史前考古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念念不忘”（苏秉琦语）。同时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实现考古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合，有一个依靠本学科理论指导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消极等待有类似于殷墟那样可以直接对号的文字发现。而且随着考古成果的积累，我们还体会到，文献记载的可信度和理解的准确度，要靠考古学研究成果来检验和相互印证。可喜的是，目前在历史考古界从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大势看待五帝时代的历史已渐多共识，多认识到五帝时代不只《史记》中所记的那五个代表人物，更不是几个代表人物前后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众多部族集团并行发展、相互接触交流的形势，这就使考古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结合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从古史记载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即五帝时代可分为前后期和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中原，时代特点即诸部族接触交流频繁（“诸侯相侵伐”）等入手，与考古学揭示的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中原及周边地区诸主要考古文化发展演变的对应比较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从而证明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对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轨迹从考古学上也已有踪可寻。齐家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齐家文化与良渚文化

　　玉琮和玉琮与玉璧的组合是良渚文化也是齐家文化玉器的主要特征，这是论证这南北两支古文化关系的切入点。特别是玉琮与玉璧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突然大量出现，正是良渚文化高峰已过的阶段，这一时代交替的契合可能说明齐家文化是良渚文化北上西迁的一支和落脚点。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从良渚文化的远途迁徙来解释齐家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并多对良渚与齐家玉璧、琮进行具体比较：齐家文化玉璧多大型，制作粗，少磨光，无纹饰，与良渚文化玉璧多相同点，不同的是非线切割而为片切割，非两面钻孔而为单面钻孔；玉琮保持着良渚文化玉琮最主要特征的内圆外方，以方为主的正方体，但无良渚文化玉琮多见的“神人兽面纹”，而为素面，不过在良渚文化晚期也在同步经历玉琮花纹从简化到消失、出现素面玉琮的现象。出土状态也有从墓葬随葬品到祭祀坑的变化。比较的结果是，虽然齐家文化的玉琮璧在用料和制作方法以及埋葬方式上有所变化，但形制和配套组合的共同性是主要的。

　　就玉琮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来看，玉琮是良渚文化诸多玉器之首，选成块玉料，制作用“矩”，方圆结合，以方为主，被良渚玉器研究者视为中国古代玉器中独一无二的作品。反山M12玉琮王的出土位置近正南北，形制和出土状态都有如庙堂建筑，加上统一的神人兽面纹图案，被誉为“移动的宗庙”。如与也为方形圆角、依南北中轴线布局的良渚古城址相互联系来看，它们共同体现了“夏有万国”的方国时代高度“规范化”的理念和特点。从古城、水坝到以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群，良渚文化是距今五千年前后即五帝时代前后期之间在环太湖流域崛起的一支最为发达的部族文化，它在五帝时代绝非配角。浙江地区多夏禹传说，浙江学者陈剩勇先生力主良渚文化为先夏文化是可信的。如是，那玉琮就是夏文化最具标志性的器类，追寻良渚文化即先夏人由环太湖流域向北再向西的迁徙轨迹，玉琮就成为最敏感的指示器。

　　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到达陇西的良渚人，与当地和来自西部的文化融合并有能力强势东进，对关中地区的周秦汉文化（素面玉琮或琮璧组合）甚至更东部的商文化（商晚期墓如殷墟妇好墓出齐家式玉琮）产生影响，这绝非边缘文化所为，而只能是主流文化即夏人文化的担当，从而于五帝时代之后，在夏人于中原建立王朝，夏商交汇以及周王朝的崛起等重大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三、齐家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

　　通过对齐家遗址的实地考察，直觉是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不少共同之处：

　　齐家文化的分布中心在陇山西，由陇山西向陇山东扩展，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中心在燕山北，由燕山北向燕山南延伸；齐家文化聚落选址在陇西高原的近河塬上，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选址多在近河高岗；齐家文化的经济生活以草作农业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发展了锄耕农作；齐家文化房址居住面铺白灰面普遍；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也多铺白灰面，另有土坯墙和石砌墙壁及砦墙；齐家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器都以手制慢轮的黑灰陶为主，都有绳纹罐、三袋足器和豆；较为发达的冶铜业是这两支文化又一共同特点，都多见铜刀；卜骨和绿松石镶嵌在两支文化中都较为常见；墓葬反映的社会分化和男女差别也有不少共同之处；齐家文化以盉与熊形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相联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有与二里头形制相近的陶鬹和陶爵。两支文化的年代都在夏代范围以内（约距今4000-3500年），他们各自与相邻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关系密切，但都与广义的龙山文化有所区别。是夏时期与夏立国有着直接关系的两支早期青铜文化。如齐家文化为夏人西迁遗迹，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与商文化起源有关的一支先商文化。

　　文献有“诸夏”之称，追溯到史前到夏和早商时期，从良渚文化到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诸多相似，齐家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密切关系等方面看，都展现出夏时代前后“诸夏”的图景，这是解读夏代历史的又一角度，也是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有机结合较有说服力的一例。

　　作者简介：

　　郭大顺，1938年生，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导师苏秉琦。先后任职于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发现并主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发掘报告编写和前期保护规划。著有《追寻五帝》《龙出辽河源》《红山文化》《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汇聚与传递-郭大顺考古文集》等。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