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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史开端于甘肃 嬴政首次出巡“打卡”地也在这

2024-05-16 10:33 来源:甘肃日报

  原标题:【溯源甘肃文化】秦文化在甘肃的历史印记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木板地图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木板地图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鸷鸟纹金饰片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鸷鸟纹金饰片

天水放马滩秦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天水放马滩秦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礼县四角坪遗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礼县四角坪遗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子今

  秦史的开端与秦文化的萌生,曾经以今天的甘肃为空间条件。秦作为早期部族文化的发生,作为强势政治实体的崛起,以及后来成立了强盛的东方大一统帝国,是以这里作为最初的根据地的。甘肃显示出秦文化发展轨迹的诸多文物遗存和历史印记,以及存留于后世的文化影响,都体现了国家历史、社会意识和民族情感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的长久纪念。

  秦文化的初生和早期发育

  关于秦人的早期足迹与秦文化的来源,有西来和东来两说。《左传》可见地名“秦”“嬴”,有可能与秦人族源相关。按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示,秦,在今山东范县东;嬴,在今山东莱芜北。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牍《系年》说,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商奄遗民被迁徙到“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揭示了秦人由东方西迁的史实。其中说到的“邾”,李学勤先生认为就是《禹贡》中所谓的“朱圉”。《汉书·地理志下》所谓“朱圄”,《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谓“朱圄山”,其方位在今甘肃省甘谷县西南。李学勤先生指出,“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这样的判断,与钱穆《国史大纲》、林剑鸣《秦史稿》中发表的意见相合。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秦人在寻找合适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方向时,曾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进行选择。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中,只有楚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秦、楚均被中原人看作“夷狄”。如《史记·天官书》:“秦、楚……夷狄也,为强伯。”“强伯”就是“强霸”,于是曾经有“天下莫强于秦、楚”的说法(《战国策·秦策四》)。西汉水上游的秦早期遗址,显示这里已经形成了秦的经济重心,构筑了秦的等级社会,建设了秦的神祀基地。秦人在甘肃礼县及周边地方的经营,已经具备了与东方国家文化传统颇为相近的礼制秩序。秦人后来循渭水东进,应当说是合理的发展路径的择定。

  秦与西戎的关系

  秦人和戎人有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的文化共性,也是秦人西来说的认识基点。先秦历史记述中,已经有“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六国年表》)、“秦与戎翟同俗”(《史记·魏世家》)、“秦戎翟之教”(《史记·商君列传》)等说法。

  秦仲曾“诛西戎”,而“死于戎”。周王室迫于戎的军事压力东迁之后,宣布“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史记·匈奴列传》)。秦人最早的扩张,是通过“诛”“戎”“伐戎”“攻逐戎”为主题的部族战争实现的。秦穆公时代,“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所谓“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史记·秦本纪》)。通过“西霸戎夷”逐步占有的土地,许多在今甘肃地方。

  史家分析区域文化,甚至有“秦、翟”并说的情形(《史记·货殖列传》)。秦人通过与“戎翟”“夷翟”的密切交往,受到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性格特征与民俗风貌体现出好勇尚力、积极进取的倾向。由此体现的秦人全方位开放的文化气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汉书·韩安国传》载录王恢的说法:“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汉书·匈奴传上》写道:“秦昭王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汉代人回顾秦人对陇西、北地的经营,言及秦穆公时代和秦昭襄王时代的突出成就,实际上也透露了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曾经有反复。而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西北民族关系问题,西戎之地成为秦对东方作战的巩固后方。

  秦始皇二十七年

  “巡陇西、北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是秦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第一次出巡,也是他唯一一次西向巡行。此后秦始皇又曾四次出巡,均前往东方海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出巡,经行今甘肃陇东地区,其目的和作用值得分析。对于秦帝国的行政史和交通史,秦始皇此次出巡均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考古学者发现秦早期遗迹比较集中的甘谷县、清水县、天水市等地,就在陇西郡。而秦人与西戎的战与和,交往与交流,“北地”也是主要场地之一。

  在统一之后次年即西巡,体现了对秦国文化发祥地及统一战争中基本根据地的特别看重。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琅玡刻石称其目的是“东抚东土”,则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可以看作“西抚西土”。

  在《史记·封禅书》言作为祭祀中心的雍地有“百有余庙”之后,又写道:“西亦有数十祠。”司马贞《索隐》:“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甘肃礼县发掘的祀所遗址,有的至西汉初期仍然进行祭祀活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应当视察了“秦之旧都”与故祠。

  放马滩的重要发现

  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的战国简牍,书写内容包括甲乙两种《日书》等。其中曾经被定名为《墓主记》的文献,李学勤先生认为可以看作志怪小说之滥觞。因为其记述“丹”的事迹,有的学者认为应题名为《丹》。放马滩《日书》是继睡虎地《日书》出土之后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在中国北方特别是秦人创造早期历史的陇东地方存留的思想史、文化史记录,价值尤其值得珍视。放马滩秦简《律书》的研究者强调了相关文书对于音乐考古学的意义。所出土木板地图,可以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地图史、测量学史和地理学研究的进步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反映生态环境面貌的内容。放马滩地图突出显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都应理解为反映当地植被条件及其经济效益的史料。联系秦人先祖“养育草木鸟兽”(《汉书·地理志下》)中有关“木”即林业经营的历史记忆,可以认识其中提供的林业史信息。

  关于放马滩秦地图的绘制年代,尚有不同的判断,何双全先全以为当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朱玲玲赞同此说(《放马滩战国地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李学勤以为在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张修桂以为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并将图分为两组,分别各有推论(《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雍际春以为在秦惠文王后元年间,相当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0年(《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说,“绘时代早于墓葬年代,应当在公元前239年之前,属战国中期的作品”。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在地图学理论和制作技术上曾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在埃及,曾经发现“绘制在‘都灵纸草书’的残片上”“公元前1150年的采矿图”,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则是世界东方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用”意义最为鲜明的古地图的实物遗存,已经形成了“完整统一的图式体例系统”(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有学者称之为“专题性地图的萌芽”。而这一历史贡献,是秦人在天水地区实现的。

  对于其形式为“专题性地图”“实用地图”的这一科学发明,有必要与秦人重视实用之学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理解,而我们所重视的秦人在技术之学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文物实证。

  临洮“大人”传说

  与“十二金人”铸作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关于秦帝国的疆域,当时明确宣布“西至临洮、羌中”(《史记·秦始皇本纪》)。临洮,在今甘肃岷县,秦汉时属陇西郡。《汉书·地理志下》说:“陇西郡,秦置。”“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桴罕东入河。”所谓“洮水出西羌中”,是可以和“西至临洮、羌中”对照理解的。

  临洮,是作为秦帝国界域的醒目的地理坐标。《汉书·西域传上》写道:“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临洮在秦史中留下的另一记录是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出击赵国的秦军曾经在屯留发生兵变,叛乱者受到严厉的惩处,胁从叛军的当地民众也被强制迁徙到临洮。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八年,王弟长安君成桥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汉书·刘向传》载刘向上奏谈“天文”预示“时变”的史例,曾经道:“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于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刘向以为这些自然异象可以证实孔子的意见,“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

  “长人见于临洮”被看作警示秦败亡的异象。《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写道:“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大人”十二见于临洮,班固以为“天戒”,“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而秦始皇却“反喜以为瑞”,所谓“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其出发点也在于顺应天意。“大人”“见于临洮”,出现时“皆夷狄服”,班固理解为“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这可能与临洮地当秦西边,正当与“夷狄”相交的文化界点有关。不过秦始皇反而变本加厉,大行“奢淫暴虐”之政,其中就包括“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堙谷,西其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临洮地方,成为长城工程的代表性象征。“大人”之“见”,也被班固解释为“明祸乱之起”的先兆。果然“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灭亡秦王朝的大起义,竟然确实是由前往戍守长城的戍卒陈胜发起。

  海市蜃楼现象不仅频繁见于海上,也多见于沙漠荒原。这一情形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引起注意。《史记·天官书》写道:“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临洮以远的地区,正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西涉流沙”之地,是沙漠荒原连天的“广野”。不能排除“长人”“大人”“见于临洮”由来于类似“海旁蜃气”的“广野气”的可能。类似情形,有《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八月)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襄武(今甘肃陇西)和临洮(今甘肃岷县)相距很近,同属于陇西郡,是地形气象条件相近的地区。

  汉代西北方向的“秦人”称谓

  在西汉时期称为“西北边”的方向,曾经通行“秦人”称谓。战国至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历史文化影响,使得匈奴人和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西汉时期西域“秦人”称谓见于《史记》《汉书》等具有经典意义的史籍文献。而通过新疆拜城刘平国刻石文字可知,东汉时西域地区依然使用“秦人”名号。我们不仅看到匈奴人与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的历史语言现象,西域中原人指称中原人也使用“秦人”称谓。

  社会称谓的形成和传播,往往体现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作为社会称谓、民族代号和文化标识的“秦人”,是可以说明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的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语言标本。讨论西域“秦人”称谓与汉地“秦胡”“秦虏”“秦骑”称谓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这些称谓的通行,反映“秦人”在西北方向长期活跃形成的强势影响。这种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今甘肃地方向外实现辐射的,而丝绸之路是实现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许多迹象表明,早在河西四郡设置之前,甚至在前张骞时代,现今甘肃地方的文化存在已经通过向西、向北的交流,实现了世界性的影响。秦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积极与主动是引人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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