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史里守护国门的这把“锁”　是如何被考古学家发现的

　　原标题：肩水金关与金关汉简

　　西汉建立后，为保障河西走廊畅通、保卫中原王朝安全，有效经营通往西域、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交通线，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在河西走廊通往北方地区的居延驿道设立了肩水金关和悬索关，被誉为汉代“河西四关”。

　　玉门关、阳关地处古丝绸之路咽喉重镇和前沿哨所，政治军事地位显要，史料记载纷繁复杂。至唐代，随着边塞诗歌的描写和传诵，玉门关、阳关成为中国文化的地理坐标，文人墨客永恒的诗歌意向和精神寄托。相比之下，肩水金关、悬索关史籍鲜有记载，寂寂无闻沉睡大漠深处。

　　当肩水金关遇到现代考古学，甘肃省居延考古队众多简牍学家还原了肩水金关的历史面貌，其扼守漠北、俯瞰天地之势，逐渐走向学术研究前沿和大众视野，而悬索关依旧沉寂在历史隐幽处。

　　肩水金关发现者远逝的历史身影

　　1927年4月27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北京成立，西方代表团团长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同是瑞典籍的年轻考古学家贝格曼是成员之一，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考察团成立后对西北地区开展了两次大规模考察，第一次是1927年5月开始，先后对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进行考察；第二次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的考察。初期，中西方考察人员26人，中期增加10多人，后期加上雇佣人员达60多人，骆驼260多峰。斯文·赫定在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记述了考察团自内蒙古包头到额济纳河流域，途经甘肃、新疆，用文字和图片记述了考察行进的路线，考察的范围，在古城遗址、长城、文物、寺庙、石器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考古发现。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先后发现许多亭障、烽燧，并对其进行了发掘。4月27日，贝格曼在博罗松治发现第一枚汉简。此后，他在北到额济纳河下游的索果淖尔和嘎顺淖尔，南到金塔毛目（鼎新）的地区，展开了地毯式调查和大规模考古发掘至1931年3月27日，历时11个月，在29处遗址中共掘获1.37万件文物，其中汉简10200枚，尤其是肩水金关出土汉简850枚，给中国学术界带来极大振奋，轰动了世界。

　　贝格曼在其《考古探险手记》一书中记录了发现居延汉简的情景，“在一个强侵蚀山顶的烽燧旁的房屋废墟下面，我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了地上。我弯腰捡拾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1931年3月27日，贝格曼的40多峰驼队满载着随行家当和发掘文物，在驼铃声中踏上了东归之路。5月，12箱居延汉简和其他文物运抵北平，存放于北平图书馆四库阅览室。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该批居延汉简先后辗转移存于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学会、北大图书馆后面北长街的一个小庙、德华银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后运藏中国台北。

　　年仅27岁的贝格曼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参与考察时间最长的外籍学者之一。从1927年到1935年，贝格曼有7年时间在考察团参与田野调查和考古工作。他3次来中国，行程数万里，大部分时间是在荒漠戈壁、古城遗址和驼背上度过。他先后踏勘了410多处古代遗址，最著名的考古发现是居延及肩水金关汉简和小河墓地，载入了中外考古学史册。

　　岁月沧桑，曾经固若金汤的肩水金关已成为一抔黄土，肩水金关的探寻者和考古发掘工作者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风烟中，但他们探索历史遗迹的精神值得后来者敬仰与铭记。

　　肩水金关设置及建立居延塞防体系的战略考量

　　肩水金关是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府所辖的一处重要关隘，兼有关口、邮驿、候望、交通管制等多种职能，是河西走廊进入居延地区的咽喉要道。肩水金关与肩水候官（地湾城）、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共同构成居延边塞防御的指挥枢纽和居延汉塞赖以生存的屯戍生活区。1973年，居延考古队在肩水金关处发掘，出土简牍中有“肩水金关”字样，证实了肩水金关遗址的具体地点。肩水金关遗址位于金塔县航天镇双树村东北28.6千米处黑河东岸的戈壁滩上，在今地湾城（肩水候官）遗址北部600米处。遗址东西长17米，南北宽12米，台体为夯土版筑，遗址有关门、鄣、坞等建筑，现仅存坍塌呈圆丘状的烽火台一处，遗址西南侧有坞院遗迹，周围散见大量灰陶片及少量石磨残片。出土遗物包括刀、剑、箭簇等武器，铁农具、铁工具，用竹、木、漆、陶等材料制作的生活用具和纺织品残片，还有点燃烽火用的草炬等。

　　考古证实，肩水金关始置于汉武帝太初五年（公元前100年），延续至晋武帝太康四年，时间跨度200多年。尤其是出土的宣帝本始至光武建武八年这105年的简牍数量最多，说明这一阶段是肩水金关最为兴盛的时期。西汉时肩水金关一带驻兵达2000人，足见重兵把守肩水金关的战略考量。肩水金关作为居延塞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一把巨大的锁钥，将居延地区的城障、关隘、墩台、烽燧等建筑锁锢起来，依托黑河形成的天然地理位势，发挥了“以关为锁、锁控漠北、卫戍河西”的重要作用。

　　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云：“居延，匈奴中地名也。”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设置居延县，修建居延城，并置居延都尉。居延为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乃汉王朝与匈奴领主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汉骠骑将军奉命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向北绕过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沿黑河上溯过居延地区，深入匈奴地区二千余里，大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两部联军，斩首敌人三万二千人，俘虏小王七十余人。史称第二次河西之战。同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首郡——酒泉郡。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率军第二次伐大宛时，“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大宛列传》载：“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汉书·张骞传》臣瓒注：“筑塞西至酒泉也。”汉朝在建置酒泉郡的同时，兴筑了令居（今永登）至酒泉近800公里的障塞烽燧，从而保障去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廷同时也修筑了由张掖至居延泽、由休屠城至休屠泽的塞墙。“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亦即于居延泽、休屠泽南，兴筑障塞亭燧，屯田驻守。太初五年（公元前100年）设立肩水金关，从而构筑起酒泉北部严密的居延塞防体系。

　　现在的居延遗址，是指分布于金塔县境内黑河流域和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额济纳河流域两岸，绵延约300公里范围内的古城遗址、长城遗址、亭障烽燧遗址、古墓葬、古河道、古驿道、古屯田区、古建筑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建筑物和与之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和。

　　关于肩水金关的命名，学者研究认为，“肩水”寓意是“弱水的肩上”，肩水金关正好位于黑河的肩膀上。“金关”有“固若金汤”之寓意。学者李正宇在《玉门关名义新探——金关、玉门二名互匹说》一文中指出，汉武帝在西北边地设金关、玉门二关，而周易恰有“乾卦”为“西北之卦”，言其卦象，又有“为玉为金”之说。西北置关便取了“金关”“玉门”之名。董仲舒云：“名号之正，取自天意。”说明肩水金关的命名得于《周易》，合乎“天意”，又与古代天文学、“星野”分域之说相合。

　　肩水金关及居延遗址考古发掘记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居延遗址先后开展了4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共出土汉简33310枚，其中肩水金关汉简12427枚，是我国出土汉简最多的大型遗址之一。这些汉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简牍形制品类齐全，纪年较早的为西汉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下迄东汉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书写时间跨度达200多年。这些汉简依其自书名称，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府、传、过所、削衣等。简牍中完整或较完整的简册70多个，纪年简约1200多枚。

　　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贝格曼等一行，在今金塔县与额济纳旗交界的居延地区黑河流域沿岸的汉代亭障烽燧遗址中先后发掘汉简10200枚。其中，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简牍850枚。出土地点主要分布在金塔县鼎新镇以北的双城子，沿额济纳河西北至宗间阿玛之间的汉代亭障烽燧遗址中，以今大湾城、地湾城、破城子三地出土汉简居多。

　　1972年9月15日至11月底，甘肃省派出13人组成的文物调查组，对黑河流域古代烽燧遗址进行了勘查，采获汉简800多枚。1973年7月13日至9月25日，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肩水金关、居延甲渠候官和甲渠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发掘，基本摸清了候官障坞、烽燧和关门的建筑结构布局，获得汉简19637枚，遗物2297件。其中，在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11577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酒泉地区文化局、额济纳旗文教局共同组成调查组，以前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调查线路为基础，对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城障烽燧遗址进行复查，采集汉简173枚及部分遗物。

　　1986年9月至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肩水候官障坞遗址（今地湾城）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汉简近2000枚。

　　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采集汉简500多枚。

　　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研究及史料价值

　　我国最早研究居延及肩水金关汉简的是劳榦先生。1943年，劳榦撰写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4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书收入简号9363个；1957年，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63年，劳榦又对居延汉简释文作进一步修订，释简10156枚。195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出版《居延汉简甲编》，1980年，出版《居延汉简乙编》，1987年，谢桂华等编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998年，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1109个编号简。2014年，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对这批汉简重新整理后出版《居延汉简》（壹、贰）。

　　1990年7月、1994年12月，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辑出版《居延新简》和《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释文简装本和图文精装本，收录了1972年至1976年发掘甲渠候官、第四燧遗址出土汉简8419枚。2016年8月，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历时5年，编辑出版《居延新简集释》（全七册），对居延甲渠候官、第四燧等出土的8419枚汉简重新彩色拍照和释文考释后予以刊布。

　　2011年8月至2016年8月，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单位编辑出版《肩水金关汉简》（壹、贰、叁、肆、伍），每卷分上、中、下册，用出土简牍的彩色原大图版、红外照片以及简牍释文等形式，正式公布了肩水金关出土的10746枚汉简。

　　2005年4月，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孙家洲主编《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出版，介绍了1998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的500多枚汉简及释文内容。

　　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刊布，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新史料。据《近年来肩水金关汉简研究论著目录》，自2011年《肩水金关汉简》陆续出版以来，至2016年已出版肩水金关图版4部，论文266篇。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上个世纪是甲骨学的世纪，这个世纪必将是简牍学的世纪。”学者们普遍认为，西北地区汉简的整理出版，必将给当下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这当然包括肩水金关汉简的学术研究。

　　被誉为“肩水金关汉文库”的肩水金关及居延汉简，书写时间延续之长、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史料价值之高，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肩水金关及居延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对研究汉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外交、民族民俗、邮驿交通、西北史地、文字书法、科学技术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居延及金关汉简的发现及整理研究，直接促成了国际性显学——简牍学的诞生；其通过简牍之制、公文运转、有关史事举隅、河西四郡行政建制、边塞制度、士卒生活、书牍与文字等记述，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佐证传世史料记载之真伪。肩水金关及居延汉简还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

　　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出入关门的凭证“张掖都尉棨信”，为研究两汉时期的棨信种类和书写形式提供了实物资料。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元康二年使者传书》简，记载经过肩水金关使者团队的吏员、随从、马匹、车辆、通关时间及检查登记吏员的姓名等信息。《新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简册，全文276字，内容是朝廷派使者慰问边地吏卒途经肩水金关时的费用记录。该简为研究汉代人饮食结构、接待习俗、劳边制度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甘露二年御史书》简册，全文528字，是一份字数较多，内容较为完整的朝廷文书，记载了丞相府、御史府联合发文，追查一名叫丽戎的嫌疑犯。该文书的发现，为研究西汉中、晚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永始三年诏书》简册，全文13枚，记录时任丞相翟方进和御史大夫孔光上书汉成帝的奏文，皇帝批准“制可”后就成了发向全国的诏书。诏书由御史大夫发给丞相，又由丞相发给中央各府官和各郡。张掖太守收到后再下达给肩水都尉府，肩水都尉府照文下发给肩水候官，最后由肩水候官下发给行塞尉和关啬夫具体执行。描述了汉代公文运行的完整过程。

　　肩水金关遗址还出土了“涂鸦”式木简，如奔跑的兔子、静态的牛、飞奔的马、写实的鱼、形象的文吏与武吏，以及传神的“小儿戏驴”木板画，生动展现了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美景中的人间烟火气息。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重阳节”日历简，时间是居摄三年（公元8年）。推测是一名肩水金关的巡边戍卒，将这份写有最早“重阳节”的日历，随手扔进了大漠戈壁，沉睡2000年后再次与我们相遇。

　　阅读肩水金关汉简，我们还看到了向上级禀报回家照顾生病父亲的乞归信，反映边塞苦寒、自己生病、兄弟难以相见的未曾寄出的家书，倾诉边塞生活乏味写给友人的书信，边塞戍卒生活窘迫向好友急迫借裤子的求助信等。从沉睡的肩水金关简牍中我们看到了古今相通的生活场景。

　　？？杨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