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下的母亲

　　原标题：油灯下的母亲

　　辛军锋

　　妻子执意要将仅露一个“大脚趾”的袜子连同另一只完好无损的一齐扔掉，这让我极不情愿！如果母亲还健在，肯定不会这样的……

　　记忆中，家里尽是些破袜子，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袜子的情景，早已刻在我的脑海里，那盏油灯和灯架也成了抹不去的乡愁。

　　油灯盛油的部位大多是用废弃的墨水瓶或药瓶做的，灯捻子是棉花搓成的，捻子管则是耐高温的薄铁皮卷的。一切准备妥当后，把墨水瓶或药瓶瓶盖钻出一个大小适中的孔，铁皮捻管从孔中穿过，引入捻子，添上煤油，一盏油灯就做成了。我家木质的灯架子是祖传的，五寸见方的木墩上，竖嵌着一根长二尺的木条，上端安装着用来放置灯盏的拳头般大小且有凹槽的木掌。那时物资匮乏，就是一盏小小的油灯，制作起来也很费劲，主要是缺材料，跑几户人家也不一定能找全。大人们说，煤油灯比以前的清油灯亮多了，话里话外透出一种满足。那时候的老家还没有通电，煤油又属于紧缺物资，凭票供应。从母鸡屁股里抠钱的乡亲为了节约，很少使用油灯，实在没办法了，才会跟多数人家一样很奢侈地点亮一小会儿。那时，人们晚上去推磨都得借着月光，吃饭穿衣能不点灯就不点，用大人的话说就是“摸黑吃不到鼻子里”“不会把裤腿子穿到腰上”！

　　我们家属于“单膀子”，父亲常年在外，不识字的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既要挣工分，又要做家务。母亲干活儿的信条是“慢工出细活”，总认为“干啥快的人做的活儿就不行”。缝一件棉袄要三天：第一天裁剪面子、准备棉花，第二天撕摊棉花，第三天翻过来再缝上里子才算完成。只有天气突然变冷急需要穿的时候，她才不计油的贵贱，在油灯下连昼赶夜地缝。

　　母亲的针线活儿，无论是质量和式样都是村里有名的。每当夜幕降临，只要我家的油灯被点亮，那肯定是母亲准备做针线活儿了，隔家邻壁的婶子大娘也会来借光做针线。她们围坐在油灯周围，一边拉家常，一边做针线活儿，这时候的母亲俨然是一位“指导员”，看见别人缝的针脚不匀称、不细密，别人还没动静，她先一把夺过来三下五除二拆掉让重新缝，嘴里还在不停地唠唠叨叨数落着对方。记得远房一位和姐姐年龄相仿的绢花姑姑，经常来跟母亲学做针线活儿，有时候几次三番达不到母亲的标准，母亲一生气，唾沫就会直接啐到绢花姑姑的脸上，看到这种阵势，吓得一旁的姐姐大气都不敢出，害怕“失火带邻居”“打黑牛惊黄牛”遭到训斥。绢花姑姑脾气好，自愧技不争气，尽管受到母亲的教训，还是继续一针一线跟着学。后来，出嫁了的绢花姑姑针线活儿样样在行，深受婆家的疼爱。绢花姑姑总是特别骄傲地说：“这都是我嫂子的功劳！”也不知母亲听到这赞扬，是怎样的心情？

　　那年月的日子，都不宽裕，但母亲绝不会让我穿得破破烂烂，衣服、鞋、袜子破了总是缝补得展展样样，穿上也觉得清清爽爽，的确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她总会在我睡着了以后，把破袜子找出来洗了晾干，再翻出她的百宝箱，找到颜色相近的碎布，裁剪出比要补的破洞稍大的式样，以整整齐齐，妥妥帖帖的针脚，把袜子缝补好。看到我舒舒服服穿上，她心里才安稳。　　但其实，油灯下的母亲，更多的是对我人生的影响，给我讲“古经”，给我唱歌谣，给我讲她经见的能人故事……

　　半个世纪以前的北方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袜子在我们偏僻乡村是一种奢侈品，婚嫁中若能送上两元钱一双的袜子，就是贵重礼品。婚礼当天摆嫁妆的时候，会得到大家的“啧啧”称赞。乡亲们平时很少穿袜子，光脚片子行走是平常的事。即使是寒冷的冬天，脚被冻得裂了口子也没袜子穿，能穿上自家缝制的粗布袜子的人，其家境也是较为殷实的。十九岁那年，我从乡下到城里参加高考，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城，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啥都很好奇，甚至感觉连路都不会走了。因为没分清邮筒和垃圾箱，错把一封信投进了垃圾箱，成了大家调侃嘲讽的笑料。让我更为惊奇的是——大多数城里人大夏天穿凉鞋时，居然还穿着袜子，这不是浪费吗？后来我才明白，袜子对城里人来说有时不是用来保暖的，而是一种装饰品，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难怪我们乡下人都想过上“尼龙袜子塑料鞋，颤颤裤儿抖起来”的城市生活。

　　后来进了城，为了满足母亲的需求，我特意从乡下请来匠人，在仅有的一间蜗居里盘了一爿土炕。因为无论春夏秋冬，母亲都要在热热的炕上做针线活儿。虽然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条件有所好转，但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还是执意不让我们把穿破的袜子扔掉。闲下来的母亲总会搜寻出全家人穿破的袜子，然后安安静静地在电灯下一只一只缝补得严严实实、板板正正。为了不让母亲太劳累，我给自己定了个不是规矩的规矩——每年从“五一”到“十一”的小半年时间里不穿袜子，现在也是。

　　看着眼前的一双破袜子，我百感交集……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但她油灯下做针线活儿的影子常常在我眼前浮现。她的执着，她的一丝不苟，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面镜子。而那盏油灯，也是我人生路上的“小橘灯”，给我温暖，给我力量，也给了我无限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