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推】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原标题：【重推】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流失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资料图

　　敦煌莫高窟外景 资料图

　　孟宪实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在新推出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中，这样写道：“只要查到和敦煌相关的信息，我就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从伦敦到巴黎，从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40年来，作者一路追寻敦煌文献的吉光片羽，为的是寻找敦煌宝藏，寻找中华民族之魂。

　　原来，荣新江笔下的敦煌，是指敦煌出土的文物，包括古代纸本文书、壁画、雕塑等，并不是地理上的敦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作“敦煌文物”，非要使用“敦煌”呢？众所周知，敦煌文物的流散，是近代中国痛苦历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物属于敦煌，这是历史，是法理，是理想，却不是现实。

　　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丢失的“敦煌”，铺满世界。甚至在世界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也会藏着几件敦煌文物，抽泣着缩成一团。

　　《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的开篇，是一张打开的世界地图，城市的名字突兀地耸立着。那便是现在所知“敦煌”的世界分布。当然，敦煌等地的文物在中国也有分布，那也是敦煌丢失过程中的一种证明，性质虽然不同，历史背景却是同一个。除中国外，“敦煌”的世界分布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度，欧洲多国、美国以及日本，这些国家恰恰正是当年世界殖民主义的主力。

　　1985年春天，荣新江从荷兰莱顿出发，首站选择英国。此后40年间，他未曾间断地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寻找敦煌。这里所说的敦煌，并非只有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凡是文物荟萃之地，都曾是列强的狩猎目标，如今则成了荣新江寻找的中国“亲人”。

　　面对已经流散出去的文物，应该怎么办？相对于流散到欧洲的敦煌文书被深锁密室的情形，中国敦煌文书的目录一直在编辑。1931年，陈垣先生主编的《敦煌劫余录》完成，这是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著作。如今，《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第十一章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的敦煌，标题为《敦煌“劫余”录：中国各地藏品拾珍》，延续着相同的情感和表达。

　　《敦煌劫余录》一书的序言由陈寅恪撰写，在“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观点之外，陈寅恪表达了另外两层含义。其一，中国现存的敦煌卷子中，仍有一些极具学术价值，如摩尼教经、姓氏录等。其二，如何“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这才是他更关心的问题。陈寅恪意识到，只有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才对得起这些流散的国宝。

　　满怀伤痛，更希望医治伤痛。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中国学者踏上欧洲之路，为的就是抄写一些敦煌卷子，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学者，都成为中国早期敦煌学筚路蓝缕的行进者。然而，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和并不太平的世界，中国的敦煌之痛，始终无法排解。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4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揭露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影响巨大。一位日本教授在中国的大学举办讲座时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虽然后来有许多人站出来辟谣，但深深刺痛中国学界的影响已然发生。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布成立，季羡林先生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之后，中国敦煌学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地推动起来。

　　国宝被劫掠，伤心理所当然，但要从根本上医治这种伤痛，只能在研究领域迎头赶上，否则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丢失之痛。所以，积极的学术研究，才是医治敦煌之痛的正解。

　　1984年，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到荷兰莱顿大学留学，导师是著名的许理和。1985年，因为没有超过25岁，在欧洲有资格使用学生票乘坐火车，荣新江寻找敦煌的旅行正式启动。

　　在北大求学期间，荣新江就深知寻找敦煌的意义，加上早就养成的写日记习惯，使得诸多的旅行细节为《满世界寻找敦煌》增添了极大的趣味性。稍需强调的，这是一部学术旅行书，学术信息、学术思考才是重点。更为准确地说，应该称其为一个人的敦煌学术史。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荣新江当年的寻找，已然是敦煌学历史中重要的一环，不仅开发了敦煌文书的研究，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的敦煌对话。

　　作者荣新江曾经出版过一部《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从中不难看出饶宗颐、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对他学术人生的重要影响，其中也写到英国的贝利教授。而荣新江与贝利的见面，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因为要做于阗历史研究的课题，面见贝利教授意义重大。仅仅从贝利家里带走两大口袋资料，就连季羡林先生也要羡慕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仅要在科技与经济上赶超西方，在人文学术研究方面同样存在迫切性。如今，读者可以从该书中看到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能看到更多具体的帮助者。

　　寻找敦煌文书，最具体的是寻找敦煌归义军和于阗史的资料，进而扩大到整个敦煌和西域文物。敦煌的世界分布，并不存在一个总体目录，根本无法按图索骥。

　　然而，荣新江寻找敦煌，持有一种胸有成竹的姿态。究其原因，有两个基础性因素。其一，在北大接受的敦煌学训练。北大图书馆为支持敦煌学的研究，开辟219室为专门的研究室，研究室集中馆内有关敦煌的书籍，有的老先生还把个人图书也提供出来。在这个研究室，荣新江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胶片，对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做到了心中有数。其二，荣新江在北大参加了季羡林主持的西域读书班，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上的相关学术信息。此时，他已经与张广达合作撰写了关于于阗史的论文。而对于于阗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如剑桥的贝利教授等，不掌握他们的研究信息，就无法进行学术对话。到达莱顿之后，荷兰虽然没有收藏敦煌文献，但莱顿大学里丰富的学术书籍和杂志，能够搜索敦煌文献的收藏信息。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充足的准备，荣新江寻找敦煌的道路才会越走越畅通。

　　寻找敦煌是敦煌学术之旅，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荣新江的学术素养和宽广识见。当年法兰西438小组（敦煌小组）的那场“鸿门宴”，其实是一次过关考试，荣新江的回答超出了法国学者的预期。于是，法国敦煌小组向他全面开放了资料室，所有东西荣新江可以随便复印。

　　荣新江与德国学者格罗普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一次他去汉堡大学，原计划是去见恩默瑞克教授，但与格罗普教授不期而遇。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是当荣新江说出格罗普就是《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书的作者时，格罗普感到非常意外。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竟然知道这本书店里已经消失的书，这不是奇迹吗？格罗普立刻答应送一本书给荣新江。

　　在帮助荣新江的人群中，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给荣新江提供了没有发表的翟林奈编目，令荣新江收获很大。之后，荣新江给出的建议，立刻让她意识到请荣新江参与编目工作的重要性。1991年，荣新江完成了编目工作，形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稿本。至今，这个目录仍是学界必用的工具书。

　　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或北大，更代表中国。他找回的敦煌文书，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步伐。比如，周一良、赵和平研究敦煌的书仪文献，荣新江到达伦敦后便开始替师长核对原卷；又如，荣新江发现《下女夫词》属于珍贵的文学资料，就送给天水师院的张鸿勋作研究；再如，荣新江发现英藏文献中《唐北庭瀚海军牒状文事目历》是十分重要的唐代军事资料，后来送给了孙继民写成专著《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总之，荣新江千里迢迢从欧美、日本等地背回来的书籍，中国敦煌学界都在不同程度地享用。

　　中国敦煌学终于被世界承认，荣新江具有代表性，厥功至伟。2000年，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荣新江被邀请作大会主旨演讲。会议主持人、东京大学池田温向与会者这样介绍荣新江：国际敦煌学的领军人。

　　近些年，荣新江的《敦煌十八讲》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作为西方多所大学敦煌学的教材被广泛使用。多年前陈寅恪指出的敦煌学方向，如今已经有了回响。2021年荣新江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此前中国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一是陈寅恪，一是夏鼐。2024年，荣新江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所有这些荣誉的获得，如果追溯，都应该从1985年开始。如同玄奘，所有后来的荣誉，都源自他的西域之行。

　　（《满世界寻找敦煌》，荣新江著，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