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看晋国风云

　　原标题：博物馆里看晋国风云

晋公盘 春秋

波曲纹虎足方盒　　西周

猪尊　西周

虎头匜鼎　春秋

鸟首盉　春秋

侯马盟书8件　春秋

（本版图片由甘肃简牍博物馆提供）

“楚公逆”铜短剑　　西周

立鸟人足筒形器　西周

　　晋国是周朝重要的诸侯国，起源于西周，鼎盛于春秋，结束于韩、赵、魏“三家分晋”，历经38位国君，立国660余年。

　　“河汾之东，方百里”，是古史对晋国始封唐地的记述，早期晋国究竟在哪里？三千年来一直是个未解的谜。今人面向大地的求索，聚焦于山西晋南地区。曲沃和翼城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揭露大面积的文化遗存。其中晋国公族的“公墓”，即名满天下的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上万件。从而确认了西周时期从燮父至文侯的9代晋侯，结束了2000余年关于晋国始封地的论争，证实这里即文献记载“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地，晋国早期都城所在。

　　在古老的岁月里，多少故事成为历史。如今遗存下来的文物古迹、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和还原了晋国的历史风貌。近日，“晋国霸业——山西晋国文物精华展”正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举办，在馆内1号展厅里，157件（组）精品文物向人们讲述着晋国的历史。

　　3000多年前，武王克商，西周建立，分封诸侯，屏藩王室。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其子燮父改号为“晋”。其后励精图治，开疆拓土，逐渐强盛。周室东迁，文侯首功；践土会盟，文公称霸；其后纵横中原，九合诸侯，成就霸业。晋国鼎盛时期，地跨晋、豫、冀、鲁，疆域辽阔。春秋晚期，公室衰落，六卿专权，最终导致“三家分晋”。韩、赵、魏变法图强，称雄战国。晋国六百年伟业，奠定了山西历史文化的基石。

　　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晋侯墓地，弥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和史实空白。晋侯墓地考古发掘成果，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在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要的文化遗存。这些出土的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展示了古代晋国的繁荣和显赫。

　　近期，甘肃简牍博物馆与山西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一场“晋国霸业——山西晋国文物精华展”，这是山西也是晋国出土文物在甘肃的一次集中亮相。展览精选了晋国文物青铜礼乐器、车马器、兵器等157件（组），分“河汾骄子”“争霸春秋”“余烈三晋”三个单元，从多方面展示了从“桐叶封弟”到“三家分晋”的六百年晋国历史进程以及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

　　第一单元“河汾骄子”，以晋国公族内的公墓为主，讲述了震惊世界的晋侯墓地的发掘情况，这些墓葬共出土文物上万件，一幅晋国的时光卷轴，经考古发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二单元“争霸春秋”，向人们展示了晋国在春秋时期的风云历史，自公元前770年，晋文侯辅佐周平王东迁至洛邑，又率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乱局。晋文侯借“再造周王朝”之机，于汾水流域扩张领土，为晋成为春秋时期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煌煌春秋三千载，悠悠晋国六百年。第三单元“余烈三晋”，向观众讲述了春秋中后期晋国的衰败及“六卿”的崛起，最终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历史。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53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内乱，韩、赵、魏三家联合，打败其他卿大夫，尽分晋地，彻底架空晋国国君，后周天子封韩、赵、魏为诸侯，“战国七雄”格局形成。公元前376年晋静公被废，晋绝不祀。

　　本次展览出土文物的出土地就包括了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晋国遗址”；中部的晋国末期“晋阳古城”等。“曲村——天马遗址”为晋国早期都城，晋侯墓地震动学界。“侯马晋国遗址”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铸铜遗址”和“侯马盟书”名扬中外。中部的“晋阳古城”则是晋国末期执掌政柄的赵简子的政治军事基地，后来成为赵国的初期都城，“赵卿大墓”气势恢宏，令人耳目一新。

　　展厅内不仅有晋国的历史溯源、考古发现遗址，还展出了大量丰富的精品文物，在展出的文物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其中的“猪尊”“晋公盘”“侯马盟书”“楚公逆”铜短剑等多件文物充分展示着盛晋的国威，也是山西地区多项重大考古发现的一次集中亮相。这些文物不仅为观众展示了古代晋国曾经的繁荣和辉煌，也承载着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晋公盘

　　晋公盘是晋文公时期特制的青铜礼器，国家一级文物。晋公盘是重耳为女儿孟姬出嫁到楚国的嫁妆。晋公盘为圆形盘，盘口外径47厘米，内径44.6厘米，带耳通高12.2厘米，重7000克。整体外有浅绿色锈，盘内壁锈少，盘内动物身上均有浅绿色锈，无锈处呈亮灰色。盘腹部下接三座状的人形足，三足不是等分圆周，稍有差异。三人形足形制相同，裸身，双手向后托起盘底姿态，双膝跪坐。人面部修饰简洁，瓜子脸，三角鼻，高眉弓，嘴部造型不明显，耳部上阔下收。短发整齐作圜形覆于头顶。双乳和肚脐以圆圈标识。晋公盘内的装饰很繁缛，与外表“质朴”形成反差。盘内装饰的动物分别为蟠龙、水禽、龟、鳖、蛙、蟾蜍和鱼。

　　不同于大多数青铜盘，晋公盘的平底浅腹内，铸有众多的立体动物雕塑。在它底部中心有一对浮雕游龙回旋盘绕，双龙之内站着一只水鸟，双龙之外又有四只水鸟和四只乌龟。再向外延，又有三只青蛙和三条游鱼。最外一圈，是数只青蛙和乌龟，它们或蹲或游，或者爬行，非常生动鲜活。这些动物的制作展示了工匠的心灵巧思，鸟喙可以自由开合，龟首能够如意伸缩，原地还能进行360度转体，既体现了青铜冶铸技术的高超，亦体现了机械制作技术的进步。

　　猪 尊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墓出土。猪尊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的夫人墓中。背上有盖，盖面饰云雷纹。器腹两侧各饰同心圆涡纹，周围饰变形兽面纹。盖内及外底均有铭文：“晋侯乍（作）旅飤（sì）”。“飤”通“食”，多用于青铜食器上，而此尊应是盛酒器，在酒器上自铭为飤，较为罕见。猪是伴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而成为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先秦时期多用作祭祀活动的祭牲。晋侯墓地出土的猪尊，将酒器青铜尊铸成日常生活中猪的形象，造型逼真，憨态可掬，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青铜工匠的聪明才智。

　　中国是最早把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之一。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看，殷商时期的养猪业相当发达，猪是祭祀中的重要祭品，猪的形象在考古发现中其实并不少见，但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猪的形象却比较罕见，尤其是青铜猪形酒器仅见三件：商代猪尊、商代青铜猪卣、西周晋侯猪尊。

　　波曲纹虎足方盒

　　1993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2号墓出土。波曲纹虎足方盒为生活用具，出土于晋穆侯夫人墓。盒为长方形，口径略大于底径，斜直壁，顶部有立体的虎形捉手，两扇小盖可以开启，盒下有四虎为四足，虎首朝外。盒四壁上部饰鳞纹，下部饰波曲纹。此盒设计精巧，器型较小，纹饰精美，应是古代贵族女性用来珍藏小型物件的容器。

　　虎头匜鼎

　　山西省侯马市上马村14号墓出土。器为直口窄平沿,口沿前部有虎头形管状流，双附耳，腹部圆收形成圜底，下承三兽蹄足。捉手的虎头向左前方斜视，虎尾下垂后向上卷曲，流口虎嘴大张，双目凝视，双耳直立，器口沿下饰兽目交连纹，腹部饰重鳞纹。

　　匜是春秋时期广泛使用的器物。春秋早期匜体呈瓢形，前流后鋬，四个片状兽形扁足。春秋中期匜逐渐由敞口流变为合口流，名作虎头匜。战国时期出现瓢形匜，敞口流，环形足，战国中晚期一般作桃形，平口、圜底、三环形足，素面。

　　“楚公逆”铜短剑

　　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出土。身呈长条形，中部起脊，两刃斜直，刃缘锋利，剑身横截面呈菱形。茎格部平面呈“凸”字形，有阑，侧阑凸起，横截面呈“工”字形，后端较窄，有两个圆穿。剑身近茎格处两面均饰阴线人面纹。双合范铸造。两面人面纹头顶上方铸铭文：“楚公逆□□中戈。”考古人员推断，有可能该件器物的作器者为楚公逆，与晋侯墓地M64出土的楚公逆编钟、宋代嘉鱼县出土的楚公逆钟的作器者为同一人。

　　立鸟人足筒形器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圆筒形，带盖，盖与器体以子母口套合，盖平顶，上有圆雕立鸟形钮，鸟弯喙，双目圆睁，作展翅欲飞状。器为平口，口沿有一对贯耳，直壁，方形底座，底座四壁各有一个人形足以承器体。人发髻高耸，赤身裸体，屈膝下蹲，作奋力抬举器物状，形象写实生动。方座饰波曲纹，内底有两只小铃，可发声。盖顶饰斜角云纹一周。盖沿和口沿饰变形兽体纹，筒腹和方座饰波曲纹，筒下层饰鳞纹一周。这种形制的青铜器尚属首见，其功用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它独特的艺术造型和装饰却可以说是集众器之长，独步天下。

　　鸟首盉

　　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36号墓出土。扁椭圆体曲流形盉，口沿外侈，上为圆雕的振翅鸟形盖，盉身两侧饰三周纹饰，上部饰体躯相交的龙纹。

　　盉用青铜制成，盛行于商周时期。关于用途，学界一般认为早期的盉用来温酒或调酒，如王国维的《说盉》中提到：“盉乃和水于酒之器”；后据考古发掘，发现盉通常与盘、匜组合出现，学者亦认为盉用作水器。

　　青铜甗

　　山西省洪洞县南秦墓地出土。青铜甗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商代的甗多为圆形器，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西周除沿袭商代形式外，还出现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开，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时还出现了长方形甗。

　　子犯龢钟（仿制品）

　　全套编钟大小不一、高低轻重相次，最大者通高71.2厘米，重44.5公斤；最小者通高28.1厘米，重5.4公斤。各钟形制大致相同，均长腔封衡，鼓部较宽，周围饰目雷纹、夔纹。中央钲部共铸有铭文一百三十二字。

　　子犯龢钟铭文拓本上书“子犯”两字。铭文大意：春秋中期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五年）5月初，在吉日写下这段铭文，子犯一直陪伴在晋文公左右，在外流亡十九年后返晋匡复其邦国，后又与楚有“城濮之战”，大败楚军，从而有“践土会盟”等史实。由于子犯的功绩，周王赏赐给子犯诸多宝物，诸侯也送给子犯大量美铜，因而子犯铸制这套和钟，并铭记勋绩传颂子孙，永宝用乐。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盟书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在订盟誓约时所记载的言词，亦可称为“载书”。侯马盟书的文字属于春秋晋国的官方文字，侯马盟书因出土于山西侯马而得名。

　　（作者单位：甘肃简牍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