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之簋 敦厚如山(下)

　　原标题：秦公之簋 敦厚如山(下)

　　新天水·天水晚报记者 何喜田

　　天水宝藏

　　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光大发扬者。秦公在铭文中极力表达自己对上天神灵的崇敬，对祖先功德的颂扬，以此祈望子孙后代天长地久，兴旺发达。但他没想到的是，如此铭文，竟开创了后世祭祀先祖、先烈的文风和格式，也由此而诞生了一门新的独立学科——铭辞学。

　　如拨云见日

　　秦公簋，一器一盖，浑然一体。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腹径23厘米。

　　簋，弇口。盖面呈圆弧状，盖顶突起小圆握。盖沿坡度较陡，龙首形耳有珥，圈足下附3卷角兽首支足，虎爪状趾。鼓形圆腹，圈足外侈。双兽首耳微上扬，耳下无珥。

　　盖顶捉首饰变形凤纹，盖坡沿与腹上部饰细密窃曲纹，盖面与腹饰瓦楞纹，圈足饰垂式重鳞纹一周。窃曲纹，是在西周中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主导性纹饰，如横置的S形。瓦楞文，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中期，类似于一排排的仰瓦。四纹同体，繁疏有致，让青铜簋的外形更具装饰性和美感。盖上有54字，器身有51字，共105字。器、盖联铭，合而成为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铭文十行，每行五字；盖文五行，每行十字。另有秦汉间刻辞18字，共计123字。

　　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屈劲健，呈强悍雄风，似热血与力量结体。笔势方正遒劲，舒展大方，清丽潇洒。字体匀称配置，行列整齐划一，给人一种优美洒脱、轻松愉悦之感。

　　铭文首先歌颂了十二位先祖为周王室在西戎保业兼而开拓了秦版图的丰功伟业，然后记述了襄公奉周宣王之命在西犬丘之地设立西畤、建立宗庙，对白帝和秦先祖进行祭祀的缘由。最后表达了秦公欲建霸业、统一天下的宏愿。三段论的表述方式、内容的前瞻、远望，语气的恭敬、谦卑，都开创了后世祭祀先祖、先烈的文风和格式。据专家们考据，铭文已然使用了不少周代常见套话，传递了秦在青铜文化领域已与周人完全融合的信息。

　　胡承祖，名播陇上的胡氏后人，著名的文博研究员。在他看来，秦公簋上的铭文，对于认识当年秦人和西戎之间惨烈的战争、早期秦人的尚武精神和剽悍性格的形成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细品铭文，恍若拨云见日踏进了一条历史的时空隧道，无数风云岁月激荡而逝，唯有秦人那一腔宏愿彪炳史册，荡气回肠。

　　如千钧之重

　　专家们研究，铭文虽然仅有123字，但已具小篆之雏形，且非常合乎书艺发展的逻辑轨迹。最重要的是，它对秦代的篆书、隶书产生了直接影响。

　　李瑞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精通诗、书、画，张大千为其入室子弟。他曾说：“书家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而篆的源头，就在铭文。当代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康殷，即便是在十年“牛棚”中，也从未放弃过对古文字特别是秦公簋铭文的研习，终成“笔墨饱满、雄浑高古”的一代宗师。

　　而令人称奇的是，后人经过对铭文长期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铭辞学，一种专门研究铭刻文字的学问。

　　如此，铭文字重千钧，承上启下，成为书之渊源。

　　书法之外，秦公簋铭文在纹饰制模时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在制作上使用了方块印模法。这种方法，也就是在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字字连续印成，然后浇铸。单个的活字，加入铸造工艺，开创了日后活字印刷字模的先例。如此发明创造，是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标志着秦国生产力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千年之后，著名考古学家马衡也由衷感叹道：“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刷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郭宝钧，考古学家，一生致力于商周考古及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主持参加了安阳殷墟的调查发掘，他在《中国的青铜时代》中论述道：“公敦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字连续印成，这或者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祝中熹，甘肃秦文化研究会会长，学界公认的秦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青铜器》中论述道：“到目前为止，甘肃省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知名度最高、在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首推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的秦公簋。”

　　以“祖”为赞誉，实在是推崇至极。而以影响力为圭臬，更是当之无愧。

　　如国之重器

　　如果时光能够回到公元前770年，我们应该能看到一场盛大的西垂秦国的举世盛典。巍峨宗庙前，鼓乐齐鸣。山清水秀间，长衣垂垂。缭绕香火里，天人合一。肃穆庄严中，似在诠释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要义。

　　这句话，是《左传》里春秋时期周臣刘康公对于国家政事的论断。将祭祀等同于军事，是古人对天地、对先祖的敬畏和尊崇。

　　商周社会，从王室到一般贵族，都要以青铜重器为礼具隆重祭祀天、地、祖宗，以宣国威、耀族荣、表忠诚，显赫天下。这在青铜簋铭文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之后的岁月里，如宋代出土的秦景公时期的秦公镈，1919年出土秦景公时期的秦公簋，以及1978年陕西出土的秦武公钟都是东周时期秦国国君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制作的宫廷重器。镈，是一种击打乐器，形制似钟，盛行于东周。

　　礼乐祭祀，意在沟通，食物献祀，意在告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如此之簋，早已成为一种象征，摆脱了青铜之贵重、之精致、之范式。

　　由簋而始，每逢国之大事、要事，贵族们都会铸鼎、簋等青铜器以作纪念，并于器身刻铸铭文以记其事，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毛公鼎”“大盂鼎”等器物，有了留存记忆的铭文。

　　因循着厚重、拙朴的文字，后世的我们恍如穿越时空，回到了辽阔的从前，回到了大肃大穆的往昔。那样的荣光，那样的繁盛，竟如日月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