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珅，讲述《河西走廊》《中国》历史华章的纪录片导演

　　原标题：名家访谈

　　李东珅，讲述《河西走廊》《中国》历史华章的纪录片导演

　　人物简介 李东珅 甘肃人，著名纪录片制片人/导演。 代表作品:《中国》《河西走廊》《重生》《六盘山》《金城兰州Ⅰ》《金城兰州Ⅱ》等。

　　岁末年初，一部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凭借对历史解读的新视角以及别出心裁的影像美学体系，它从开播起，屡屡登顶收视五榜的冠军宝座，并在评分苛刻的豆瓣上也收获了8.6的罕见高分。

　　在演职员表中，记者又看到了李东珅这个熟悉的名字，此次他担任纪录片《中国》的总导演，他也是另一部高分纪录片《河西走廊》的制片人。

　　从《河西走廊》到《中国》，两个“天花板”

　　关于自己的纪录片从业生涯，李东珅说，要从2008年他在京成立“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说起。

　　当时在全国，影视界有着追求商业化的倾向，他“要做纪录片，坚守其阵地，探索它的产业化新模式”的想法有那么点“另类”，但没想到，一个起初默默无闻的文化传播公司，短短四年的时间，就成了急速成长的纪录片民营企业样本。

　　有心之人这才发现，原来这个以纪录片创作为主的团队，真的很会讲故事。

　　这些年轻人，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视野新颖宽广，能熟练运用国际化的艺术语言。主创人员还有几个甘肃人，和李东珅一样，胸怀深沉的家乡情结和文化情怀，致力于传播和推广甘肃文化。

　　李东珅和他的团队把镜头对准了广袤的甘肃乃至西部地区，在家乡找到了事业起步的发展空间。

　　在公司的办公间里，有一张他们自己制作的巨大甘肃地图，上面标注了值得关注和挖掘的纪录片题材，密密麻麻、星罗棋布……

　　2010年，李东珅的团队以一个西方探险家眼中的植物王国的视角，摄制了第一部纪录片《迭部·洛克心中的伊甸园》，即获得日本北海道“首届亚洲旅游电视电影节”优秀作品奖。之后，李东珅相继推出了以西和乞巧节为题材的《寻找失落的女儿节》，表现礼县秦早期文明的《寻秦》，探秘文县白马藏族文化的《探秘东亚最古老部族》，还有《秦州大宅门》《石破天惊的秘密》《卓尼土司》《帝国的黎明》《金城兰州》《凉州会盟》《兰州蓝》等一系列自然、人文、历史、民俗、纪实类作品，他的声名在业界渐渐不胫而走。

　　2012年春天，在一次聚会上，有朋友向李东珅提议：“作为甘肃人，为什么不拍一部《河西走廊》呢？在纪录片界，这个厚重的题材拍好的话，将真正成就你的事业。”

　　李东珅怦然心动，他拉了一支由顶尖主创组成的队伍，真的去运作了。

　　三年磨一剑，2015年，这部秉承“甘肃题材，西部风格，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创作理念的10集人文历史纪录片《河西走廊》一播出，就凭借顶级的制作与对历史的还原获得了广泛好评。当时甚至有评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纪录片。

　　在《河西走廊》拍摄期间，李东坤开始构思《中国》，他亲自操刀导演工作，从立项到开播，又整整花了五年。

　　记者发现，与《河西走廊》恢弘大气的电影化史诗风相比，《中国》更加偏向戏剧舞台的简洁和抽象化路线，从人物妆容到画面色调，从温和富有感情的旁白到细腻的配乐，从具体场景的假定性表达和人物内心的情绪化渲染，李东坤表露出作为导演更大的野心。《中国》横空出世，看到业界的评论，说这部作品又是纪录片难以超越的天花板。

　　手握这两块“天花板”，李东珅和他的团队应该足以自豪，在下一部纪录片中，他们还会给人怎样的惊喜？从《河西走廊》到《中国》，李东珅一路走来，又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3月16日，在电话里，就《中国》的相关话题，李东珅接受了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的采访。

　　我们一直在打破纪录片与影视剧的视听语言藩篱

　　记者：从《河西走廊》到《中国》，您从意识上和技术上进行的探索都做了怎样的准备？

　　李东珅：筹拍《中国》的想法正是依托于《河西走廊》，是在制作维度上，团队通过拍摄《河西走廊》，梳理出了一套讲述历史的思维方式；在受众维度，“《河西走廊》就像半个中国史”这样的评价，给了我无穷的动力。拍《河西走廊》，真正开始想通破题，是“从河西走廊看关乎国家经略这件事”，想通了这句话，每一集的选题都是讲“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发生的事件如何在影响中原王朝”。

　　我本人酷爱历史，于是我们的团队产生了一个想法——制作纪录片《中国》，用影像的方式表达中国的历史。很喜欢钱穆先生的这一段话“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抱着对于本国历史“略有所知”以及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是《中国》一片的创作起点。

　　记者：观众惊叹您是一个非常重视画面感的纪录片导演，《中国》的许多镜头都散发着大片的质感，每一帧就像油画一样美，能谈一谈在这方面的追求和实践吗？

　　李东珅：《中国》的团队试图打通纪录片与影视剧的视听语言壁垒，构建自己的美学风格，而它在影像上最大胆的尝试，是全片五十格的拍摄。慢下来，让时光淘洗下留存下来的象征物一点一点呈现出来，这种所有镜头放慢一倍的速度，我一直担心观众能不能接受，那些象征隐喻、折射、映照，观众能不能懂呢？结果很欣慰，永远不要低估观众，他们的反响如此热烈，说明他们看的比我们看的多多了，他们完全知道你在干什么。

　　记者：《中国》如此宏大的叙事，又是如何拨开这么多的史料确定叙述思路的？主线寻找过程中如何取舍、如何布局？其间是痛苦、是艰难，还是火花激溅的灵感呢？《中国》中关注的那些是点亮引导中国历史大方向的灯塔式的人物，勾勒历史平凡中的不平凡，这是您想要的风格么？

　　李东珅：国人历来重视读史明智，历史题材一直是纪录片创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的悠久和丰富，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以往多数历史类纪录片，更注重深入某一段历史、某一个主题或者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挖掘其中的故事和细节。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无法满足《中国》这样一个选题的需要。纪录片《中国》，我想展现的就是一部影像化的中国“通史”，是了解历史发展的简明“大纲”。

　　记者:您在多次访谈中，一再说到“去剧情化”和“假定性美学”是《中国》主创人员的大胆尝试，这样，会不会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感？

　　李东珅:《中国》没有单纯延续常规的影像表现，我们的团队一直在打破的是纪录片与影视剧的视听语言藩篱，戏剧舞台的假定性和象征性手法，如果对表达主题有用，拿来用就是了。比如在《中国》中，我们用假定性来表现真实感，比如说在片中一堵高墙，就是一座城池；一扇大门，就是一座宫殿；一面壁画，代表了敦煌盛况；一座屏风，隐喻着一个盛唐。

　　又如何才能去剧情化呢？我一直说的“像拍现实纪录片那样去拍摄历史纪录片”的拍摄理念，实质上更像是带着摄影机回到那个时代，捕捉人物瞬间与生活场景。片子里所有人物状态，吃东西、走路、欢笑、忧伤、发呆都是人之真实常态。到了剪辑阶段，主创团队会根据人物本身的真实历史，对着画面去解读故事本身，调整或者重新填词，那样他变得有血有肉，在观众面前立起来了。

　　记者:在规模化生产及题材多元化的背后,您和您的团队一直走在中国纪录片行业革新求变与寻求进步的最前列，在《中国》之后，您是否又在构思新的作品？

　　李东珅:3月22日在中央电视台10套要播出我们的五集纪录片《王阳明》。说到王阳明，他作为一代心学宗师，从被囚诏狱到被贬龙场，他经历九死一生。从南赣剿匪平宁王之乱一路所向无敌，他一生最爱是讲学，他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五百年过去了，他的思想又将如何影响今天的我们呢？

　　早在2008年就开始有想拍王阳明的想法。我觉得酝酿拍王阳明的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提出的知行合一、事上炼、致良知的过程。十几年之后，我最终把《王阳明》拍成了，我还是特别高兴，我能保证它和《中国》在影像上会有很多区别，非常不一样。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刘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