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典历】人能弘道奈命何

　　【译文】

　　忠贞正直则会冒犯君主，超然独立则不合世俗，其理势必如此。所以树木高出于森林，风必刮断它；土墩突出于河岸，急流必冲刷它；德行超出于常人，人们必会非议他。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已重蹈覆辙。然而志士仁人却依然行之无悔，坚持操守而不丢，为何？因为要实现志向、成就美名。若求实现志向，就得冒风波于险途；若求成就美名，就得经受当时谤议。可他们却能泰然处之，就是因为他们在图谋久远。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道将要推行、命将要富贵时，就像伊尹、吕尚重用于商、周，百里奚、张良重用于秦、汉，不去苛求却能自然得到，不去邀请却能自然相遇。道将要废止时，命将会卑贱，难道君子仅仅以之为耻而不去追求吗？其实他们明白：即便追求也得不到。

　　【小识】

　　本文作者李康，可能是《文选》中生平资料最少的作家。我们仅从李善注中得知，李康字萧远，中山（今河北定州）人，性格耿介，不合俗，魏明帝赞赏其文，任之为寻阳长，以病卒。其他信息极少。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湮没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却留下了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字《运命论》，让人不禁感慨。

　　文章集中论析运、命、时对人生际遇的影响。大致来说，他所谓“运”主要与时代治乱相关，“命”与仕途穷通相关，“时”与人生贵贱相关。在他的认识里，大前提是命有定数，难以违抗，如伊尹、姜太公、百里奚、张良等都生逢其运，所以能出将入相；周幽王、叔孙豹等早有灾祥征兆（时运不济），故死于非命；这样的命定，人们无需太过愤激，得认命。但是，也有部分志士仁人为了遂志成名，奋不顾流俗，皎然前行，这里面既有对天命一定程度的顺从，也有为了志向而甘冒风险、甘受谤议的叛逆。总体上，李康还是认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积善余庆”“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人生训诫。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命运观其实有着较多的合理成分，尤其是放在古代认识局限的背景下，放在君臣关系无常、士人遭际完全系于君主好恶的背景下时，士人既看不透命运的本质，又渴望积极有为、不随波逐流，于是就会出现既相信命定、又甘冒风险之叛逆的命运观。更为可贵的是，由于生性耿介、不合流俗，所以，李康心中蕴藏着许多愤激情愫，于是他便在文中借题发挥，极力抨击官场、世情中的种种丑恶，将“苟合之士”的无是无非、趋利逐势的嘴脸，与“忠直之士”的“木秀于林”、矢志无悔的形象，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运命论》两千余字，在《文选》中确为长文，但由于议论风发，思理致密，语势贯珠，文气畅达，因而读来感觉气势如虹，波澜壮阔，尤其是在对句比例如此之高的文章中，能做到这样的行文气势，殊为不易。所以钱钟书先生赞叹说，本文足以“左挹迁袖，右拍愈肩”（《管锥编》），即完全可以比肩于司马迁、韩愈，这确实是极高的评价，钱先生还说是“物好恨少”，言下之意，李康所存的文字太少了，颇感遗憾。这样评价，我们完全认同。

　　从主题的角度来说，如果把本文放在古代描写、辨析命运的文章系列中来看，则本文的价值就更为凸显了。孔子有“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的慨叹，庄子在思考命运时有“梦蝶”的传奇，司马迁发出了“常言道，天道与善人，是耶非”的质疑，命运总是让这些睿智之士百思而不得其解。而从宋玉《九辨》悲叹士人坎坷失路之后，“士不遇”的主题成为文人普遍的写作倾向，贾谊《吊屈原赋》、东方朔《答客难》、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解嘲》、皇甫谧《玄守论》、刘孝标《辩命论》等，都在讨论穷达出处、富贵贫贱等人生问题，都有着对命运的深长思考。他们生性耿介，不求苟合，所以他们批判世情的凉薄，慨叹才难为用，但这些文章大多是以对话、抒情、铺写为主，议论较少，思辨性较弱。相比而言，李康的《运命论》对命运的辩证思考最深入、对浇伪士风的批判最严厉，因而思想性最鲜明。（萧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