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条件下的非凡奇迹

　　1961年3月，钱三强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负责高浓铀研制，一句“我愿意！”，王承书从此为国家隐姓埋名30多年。图为王承书（右三）与年轻科技人员一起探讨原子理论问题。

　　 

　　中国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核工业的“开业之石”。1954年，采自广西富钟县花山区。

　　 

　　在原子弹理论设计过程中邓稼先等科研人员使用过的手摇计算机。 （资料图片）

　　由国家博物馆与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同主办的“协同创新 自立自强——‘两弹一星’精神展”正在国博展出。展陈作品，向我们一一讲述着广大研制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创造的非凡人间奇迹、在拼搏奉献中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

　　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余年的辉煌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

　　它既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见证。

　　为了建设原子能工业无二话

　　1995年，为纪念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成立40周年，朱光亚亲笔题词：“核科学家摇篮”。当时的毕业照和朱光亚的题词，就展示在国博大厅中。

　　这话要从1955年讲起。1955年，党中央决定在我国建立并发展原子能工业，周恩来专门批示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建立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

　　为此，教育部让北京大学依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物理研究室，并从各地抽调一批著名核物理学家来参与筹建工作，其中就有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朱光亚。

　　朱光亚指导过陈佳洱的毕业论文，知道他的水平，所以就把他也调到物理研究室工作。

　　物理研究室最开始只有六个人，陈佳洱是其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

　　为了培养人才，人不卸甲、马不离鞍。1955年夏，陈佳洱奔赴各地招生，到了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这些高校把最好的学生带来让陈佳洱挑，最后一共挑选了99名。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核科学人才。招来的这第一批99名学生，后来出了6位院士。

　　20世纪60年代初，陈佳洱又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公派学者，前往英国学习。

　　到了1964年10月16日，英国正在进行大选，突然所有电视屏幕上大选的画面都没了，打出两行字：“中国今天成功爆炸了原子弹。”

　　当时，陈佳洱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身边的英国同事都不相信，纷纷向他求证。陈佳洱连夜搭乘火车从牛津赶往伦敦，到驻英大使馆确证中国真的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第二天回到实验室，陈佳洱成了明星人物，所有的同事都围拢过来打听中国为什么能这么快造出原子弹。因为，英国对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这么快掌握原子弹的核心技术难以置信！“开始，英国同事以为我们是用苏联援助我们的‘一堆、一器’上生产出来的钚做的原子弹。后来，哈维尔中心对从大气层漂浮过来的核爆炸尘埃进行分析，发现我们爆炸的是铀弹，这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这表明中国已自力更生地建立起自己的核工业体系。”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新生报到、开学之际，秋高气爽为这段时光更增添了荣光。66年前，那批为了国家发展原子能工业而从各地抽调来的大学生，有人还在继续着科技事业，有人或许已经作古，但是他们为了国家需要毫无二话的精神，穿过66年的时空更加铿锵有力！

　　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扫清理论障碍

　　在国博的展览中，有一张科技人员技术攻关的照片。这张照片上，写有这样一段介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加工制造以及核材料和其他结构材料的生产配置，都是自力更生干出来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均高于美国投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

　　这话一点不虚。如果看过展览，我们会发现当时的科技人员创造了很多令世人瞩目的奇迹。比如，周光召与“九次计算”。

　　展览中，有一部手摇计算机就见证着这段惊人往事。

　　1960年，苏联撤走了最后一批专家，正在苏联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的周光召立刻将中国专家召集起来，为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原子弹，他们决定提前回国：“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原子弹无法靠在战场上缴获后拆卸研究，只能靠研制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复杂的方程式、枯燥的数学概念、陌生的结构方式、大量数据，都离不开计算。而他们的计算工具是什么呢——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于是，办公楼里灯火通明、夜以继日，噼噼啪啪的计算响声从来没有停息过。十几个饥肠辘辘的年轻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原子弹方程式的计算。

　　艰苦的一个月过去了，他们的计算结果却与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大相径庭！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工作人员又三班倒进行了三次计算。朱光亚、程开甲、彭恒武、郭永怀等一批专家都参与了进来。

　　然而，还是与苏联专家的数据大相径庭。

　　海量的计算，就像一个无底洞：每计算一次，要有几万个网点，而每个网点又要解出五六个方程式。

　　一直到第七次计算，结果跟前面的还是一样。到底是计算走了歧途，还是苏联的数据有问题，大家莫衷一是。邓稼先又带领年轻人进行第八次、第九次计算，还是跟前面一样。

　　就在这时候，周光召从苏联回来了，他一头钻进了一麻袋一麻袋的计算稿纸中。经过反复审核，他以深厚的理论物理功底论证了中国人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苏联的数据和我们的计算，建立在相同的条件下，即炸药的数量是一样的，可是苏联的数据却扩大了一倍，这太离谱了。根据最大功原理，我做了一个大致的粗估计算，即使这些炸药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也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周光召一锤定音：“苏联这份材料有错误。”

　　这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被广为称道的“九次计算”。

　　就这样，扫清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这也是周光召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突破做出的重要贡献。到了1962年底，周光召协助邓稼先完成并提交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5日，就在原子弹试爆前夜，一份急电从基地发到北京：突然发现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于是，周光召所在的理论小组连夜组织运算，彻夜不眠，直至第二天上午，他将一份计算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当日下午3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太空奏响东方红

　　“今后为了建立我国核武装完整系统，必须加速我国洲际导弹的研制。配合国家这一重大任务，我谨愿就我国发射人造卫星问题，向您陈述我的一些看法和建议，请您参考。”

　　这是展陈物品中一封信里的一段。这封信，是1964年12月27日，赵九章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提出中国研制人造卫星的时机已到，建议列入国家规划。

　　赵九章是何许人？中科院的官网上有一篇介绍他的文章，称他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立志“科学救国”。1933年，赵九章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来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三年后，学成归国。同时，赵九章还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但他不愿做官，更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

　　1948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命令中央研究院各所迁往台湾，赵九章一纸电文严词拒绝：“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实不堪再动。”

　　早在人造卫星上天之前，1955年，赵九章就关注卫星对空间科学和气象预报等方面的重大作用。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他更是积极倡议发展我国的人造卫星。

　　1958年10月，赵九章率领中科院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访问，在考察总结中赵九章提出：“我国发展人造卫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

　　1964年，当了解到我国的运载火箭研制在一定程度已有发射卫星的能力时，赵九章找钱学森商量共同推动发展卫星的工作。

　　于是就有了给周恩来的这封信。这封信受到总理的重视。

　　国防科委、中科院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研究卫星立项的准备工作。经中央研究批准，1965年卫星正式立项。

　　1965年10月20日，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方案论证会”，会议的科学技术汇总由赵九章负责。赵九章在会上报告了我国卫星的总体方案，他对主要科技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以及可能解决的技术途径。

　　会议开了42天，集思广益，最后归结的目标是1970年发射。要求是：“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外形是一个1米直径近球形的72面体，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及卫星的主要技术指标都得到大会的肯定。

　　为了按照预定计划发射卫星，国防科委得到了国家计委、总参谋部、邮电部以及有关工业部和省市军区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同。为了保证发射成功，中央专委责成总参谋部布置和有关军区组织广大民兵昼夜守护通信线路，确保通信联络畅通。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孙家栋后来说：“那个年代，能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每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感觉到扬眉吐气。”

　　今天，我国已建成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目前，全球已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作者 穆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