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慧

　　岳麓书院的千年历史，既是一部灿若星辰的人才培养史，也是一部弦歌不绝的文化传承史。图为岳麓书院正门。新华社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文化发展要走一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顾百年发展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道路、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

　　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李文堂、董山峰主编的《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梳理中国文化经典和马克思主义经典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情况，探讨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实践产生的影响，展现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共产党人“心学”的历史图景。阅读本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文化经典的认知和理解，让我们更好地读懂蕴藏在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中的文化基因。

　　从“民心惟本”到“人民至上”

　　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

　　关于古代民本思想，较早见于战国竹简《厚父》篇。周武王拜访厚父，想以夏朝为借鉴，治国安邦。厚父提出“民心惟本，厥作惟叶”。“民心惟本”强调民心是政治的根本，决定政权的兴衰；“厥作惟叶”强调民心决定社会的趋向和发展。大禹的重民思想和太康失国的教训都证明了以民为本的重要性。

　　孟子游历各国，齐宣王向他问政。孟子引用《尚书》所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用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劝说齐宣王“安天下之民”。最终孟子将自己的思想提炼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辟见解。

　　中国古代，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开明的政治家，都将民本作为治国的重要准则。对此，《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一书进行了详细梳理。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唐太宗借鉴《尚书》的治国之道，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产生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和“国以人为本”（《贞观政要》）的思想，最终实现“贞观之治”。

　　民本思想作为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为新时代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寄托着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正如书中所言，“中国共产党吸收中国古代治国和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用‘民本’‘民主’思想，真正找到了影响和制约自身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因素”。

　　中国共产党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纲领和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初心使命。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与马克思一生所致力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一脉相承。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时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这一出发点，追根溯源，正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味道”。

　　“实事求是”与“真理本土化”

　　秦末汉初，历经战火摧残，世间典籍留存很少。河间献王刘德将毕生精力投入对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之中。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为他写了传记，评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记述他传承文化、求索真知的故事。

　　1800多年后，湘江之畔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意气风发的青年毛泽东常在此流连，思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书院讲堂上，高悬“实事求是”匾额。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面对匾额说：“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第一，一贯注重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改造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注重在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中发现客观存在的真理，一直坚定不移地在现实世界、在中国人民变革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认识真理、掌握真理、运用真理。

　　如何将真理本土化？《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提出，无论哪一种经典，都是从当下的实践经验中得到理解与重构的，这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远的历史对话。“中国共产党从多次历史危难中走出来，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深刻认识到文明与经典都要接受当下实践的检验，也只有在生命实践中才得到真正理解与新生。”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秉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共产党人在“真理本土化”进程中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伟大飞跃，既反对“老八股”，也反对“洋八股”，强调经世致用的经典观，反对将经典视为脱离人的生活实践的神秘玄想，承认经典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

　　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既永远心怀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远大目标，又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事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从“和谐中道”到“文明互通”

　　“和谐中道”，最早见于《周易》。它不是消极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

　　西周末年，伯阳父同郑桓公论政，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认为，相异的事物若协调并进，社会就能发展；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春秋时齐国晏婴进一步解释了伯阳父的思想，提出“和而不同”的经典论断。

　　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待矛盾和差异，都秉持巨大的包容性，既尊重事物的差异，也注意差异的融合，注重不同利益诉求的协调，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书中指出：“我们从马克思笔下，读到普罗米修斯、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古典自由精神，读到亚当•斯密到黑格尔的近代启蒙精神；从毛泽东著作中，读到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精神，读到从《尚书》到王夫之的政治哲学，读到二十四史的文明痕迹。”

　　继承和发展文化经典，中国文化孕育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基因，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在同其他文化相遇时，往往能够避免你死我活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能够与之和平共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曾写过一本《中国悖论》，其中指出：在西方希望向中国强加他们的观念及体系的时候，中国人在努力证明，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中国方案”；西方人认为，相对的事物必定冲突，真相只有一个，中国的阴阳平衡文化让人们认为“反者道之动”，即矛盾双方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规律。

　　中国共产党不会无端反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更不会强求别人接受自己国家的文明，而总是努力用实践告诉别人，“我和你确实不一样”，但可以“求同存异”，就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尽量找出相同的地方，在互动中接近，努力地朝着一个方向走。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不同文明的交相辉映谱写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生动图景。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四个坚持”是人类文明互通、和合共生的相处之道，也是人类文明薪火相传、永葆活力的必然选择。（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