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推动科技创新

　　创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随着国家间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如何保持科技发展的强劲势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一书，尝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却遭遇失败？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成功难以持续很长时间？”阅读本书，对我们理解推动科技创新的因素，解开国家创新的密码，具有启发意义。

　　警惕技术失败者的抵制减缓创新进程

　　1829年7月27日，一项新技术出现在英国的乡村大道上：戈兹沃西·格尼发明的第一辆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车运行了140多公里，时速远远超过传统的马车。这次道路试验成功之后，格尼赢得一些组织和个人的财力支持。1831年2月，他的第一条汽车运输线路开始运营。

　　不久，几十条相互竞争的汽车运输线路在英国出现。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汽车速度越来越快。短短几年时间，英国的汽车客运里程达到数万公里。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地，也出现了汽车和汽车公司。

　　格尼发明的汽车迎来了一轮创新，改变了地面运输方式。相较于马车，汽车速度更快、更舒适，也更划算。同样的旅行，乘坐汽车只需要乘坐四轮马车费用的一半。一切现象似乎都在验证，这一技术变革会拥有广阔前景。

　　然而，1832年，格尼破产了，其他经营汽车产业的人也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40年里，英国的汽车创新陷入低迷。其他国家的汽车企业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直到以石油为动力的内燃机出现，人们对汽车创新的兴趣才再次被点燃。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第一辆汽车”是卡尔·本茨于1886年发明的，而格尼和他的创新早已被遗忘。

　　是什么扼杀了英国的第一批汽车？本书认为，是来自科技失败者的阻力。创新是新事物杀死旧事物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使旧有事物和团体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因此，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创新称为“创造性毁灭”。格尼的汽车产业威胁到固有的利益集团，“马车所有者担心，如果蒸汽动力代替了马，他们便没有了收入来源。那些向传统驿马产业贩卖燕麦和出租马厩的店主及其劳工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新兴的铁路行业及其受益者对汽车的破坏力最大，他们拒绝容忍任何有关乘客、运费或投资资本的竞争”。这些由科技创新或技术变革产生的“失败者”凭借自身影响力和财力的优势，说服政府阻止、减缓或改变对科技进步的支持，通过征收重税和加强监管（限速、给汽车贴“不方便”标签）等方式阻碍英国汽车工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壮大。

　　格尼汽车只是无数创新中的一个例子，它们因为所威胁的“失败者”的反对而被迫减速或停止。本书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不是中性的。站在长远角度来看，创新会造福社会；站在特定时期来看，创新又会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引发他们的强烈反击。技术历史学家西里尔·史密斯说，创新“没有朋友，树敌很多，只有最坚强和最幸运的创新才能够存活下来”。很多时候，创新者囿于阻力，不得不找寻其他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当社会阻力减慢一个国家的创新速度时，便为其他国家超越该国提供了机会。

　　“创新不安全感”可以激励广泛而持续的科技创新

　　如果说技术失败者的抵制是反对创新的力量，那么也会有一些反作用力支持创新，否则人类发展就会裹足不前。本书提出，这个反作用力，就是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

　　综观世界各国，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国家的国土面积并不辽阔，地理位置并不优越，甚至成立时间并不长，却极具创新活力；而一些国家虽然掌握有利的条件，但自主科技却少得可怜。

　　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出色？本书提出“创新不安全感”理论，即当一个国家面临的外部经济和军事威胁大于国内竞争时，原本阻碍科技创新的人意识到，只有对科技的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创新的不安全感越强烈，面临的时间越长，这个国家的民众就越乐意承担科技进步的成本和风险。

　　这时，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量，创新就会成为一个国家应对外部威胁的最佳策略。原本站在科技创新对立面的人转而支持创新，这个国家的创新活力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随着外部威胁的消退，不同利益主张的人可能再次陷入争夺发展资源的内讧，创新便再次中断。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创新不安全感”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需要把内部竞争和外部威胁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一个“相对威胁平衡”的测量方法。若一个国家内部分裂，则该国的国内紧张局势大于外部威胁；反之，一个国家团结统一，则外部威胁占主导地位。本书所作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里创新率得到显著和快速发展的国家，其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平衡也最大。

　　可惜的是，一些国家没有意识到这种平衡的重要性，科技策略几乎完全基于国外科学和技术进口。在他们看来，进口科技的成本和风险要低很多，“满足于等待和指望知识溢出和技术转让会在国外公司培训技术生产链上的当地工人和供应商时自然产生”，其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本国的安全与发展受制于人。

　　有鉴于此，我们更应该增强对“创新不安全感”的理解。从长远看，一个国家不创新的痛苦将超过创新的痛苦，因此其内部必须具备居安思危的创新意识，接受创新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其中可能包括重大的体制改革和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下，不会陷入被他人“卡脖子”的困境。

　　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实现创新成果最大化

　　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必须科学对待“创新不安全感”，防止其被滥用。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制造虚假的外部威胁问题，以刺激本国的创新活力。这是一种浪费和弄巧成拙的创新战略。在信息透明的开放社会中，制造假想敌人的警报很快会被识破。同时，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威胁，科技制度和政策会面临腐化、管理不当等问题。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策略具有高度破坏性，假想之敌可能变成真正的敌人，给世界带来安全隐患。

　　我们需要的，是优化竞争。创新不是为了与人为敌，而是追求美美与共。现代社会已表明，由竞争引发的创新政策可以超越国界，进化为激励力量。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本书认为，“我们应该扩大安全观，而不是制造虚假的安全问题。决策者和政治家们应该关注其公民面对的非常真实的、非国家的外部威胁”。

　　比如，气候变化给全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已经存在的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和主要气候事件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每年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占全球GDP的1%到2%。这些真实存在的外部威胁激励我们大规模投资核聚变、太阳能、风能及其他大量碳能源的创新。

　　事实上，全球合作可能是解决核聚变发电厂、海洋和空气净化、空间探索以及消除常见致死或使人衰弱的疾病等重大科学项目的唯一途径。在21世纪的创新政策中，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区域和全球。“创新不安全感”需要我们超越技术民族主义偏见和陈旧的、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如同书中所说，“以不断制造外部威胁为基础的创新政策与全球合作的需要不符”。在面对疾病、自然灾害等共同威胁时，如果仍然抱持一国独大、以邻为壑的观念，则会阻碍国家的创新活力。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实现创新成果的最大化，达到合作共赢。（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