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审视，概括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深邃的历史维度和深层的文化思考，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思想性和理论性。每一种文明，都有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历史看似已经远去，却仍然深刻影响着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应当从悠久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继续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编撰与研究传统，历史研究不仅是重要的学术领域，而且发挥着政治上的资政功能、社会中的教化功能。中国古人审视历史，是站在文明的高度，站在贯通的立场，整体审视历史，并由此形成了通史的优良传统。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所想达到的理想境界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因此成就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时间上，《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武帝的纵通脉络。在空间上，则记载了当时西汉所认知到的地理世界，其中就包括张骞出使所“凿通”的西域。因此，通史的通，不仅是时间的纵通，还是空间的横通，是时空交织下人类世界的会通。

　　学习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同样应该站在历史维度上。过去对古代国家的审视，往往站在民族国家的角度。事实上，在古代扮演主要角色者，是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王朝国家。王朝国家以建立庞大政权、施行文明德化作为其政治合法性。古代中国之所以是最稳定的王朝国家之一，正由于具有强烈的内聚性特征。我国古代中心地区，是黄淮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广阔而平坦的平原地带，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经济，相较于周边地带具有经济优势。历代中原王朝凭借经济优势及整体国力，不断加强与边疆地区交流融通，推动经济社会一体化。周边族群或者政权，受中心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吸引，不断融入中心地区。这种双向融通，推动我国逐渐成为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古代世界长期保持领先，文明内涵与制度体系也保持了长期连续性。

　　因此，相比于其他文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呈现出稳定因革而非剧烈变革的历史特征，在继承中有发展，在连续中有创新，推动中华文明在连绵不断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发展至更高的历史阶段。相对于变革之路，因革之路更好保障了社会稳定，能够减少社会动荡与资源内耗，既有利于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能推动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发展。事实上，由于古代中国体量庞大，每一次创新所带来的历史变化，都会产生巨大规模效应，促使中华文明不断焕发蓬勃生机。

　　正由于我国古代长期保持稳定与发展，因此无论国家疆域，还是政治体制，都保持了长期的统一性与向心力，各民族人民保持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近代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众多古老文明先后土崩瓦解，并由此产生了领土纠纷、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各种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却能在保持主体疆域的基础上，实现了向现代国家的成功转型，这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各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都是密切相关的。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赢得全球瞩目，也与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密切相关。

　　长期保持统一的古代中国，致力于国内的民族交融与对外的文化融合，促进形成了多元灿烂的文化格局。由于长期保持经济文化优势地位，古代中国形成了平和安全的国际心理，并不谋求对外扩张与殖民，而倾向于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推进区域经济乃至国际经济一体化，推动铸造世界文化体系。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古代中国都呈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集中体现在“华夷之辨”，这里的“辨”是指辨析，即辨析华夷之间的同异。在我国古人看来，华夷之间的差异并非源于种族，而是源于文化。只要文化上能够融通，价值观念上能够契合，那便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因此，我国古人十分强调不同民族间的相通性、流动性与一体性，也就是所谓“华夷一家”。传统的民族观念与历史实践，为当前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滋养。在对外关系上，我国古代一直崇尚“天下一家”，形成了“亲仁善邻”的互利立场、“和而不同”的外交原则、“怀远以德”的外交方式、“燮和天下”的外交理想，成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宝藏。

　　从古至今，中国的发展道路就具有自身的突出特性，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自觉关照中国历史，汲取历史智慧，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应当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揭示中国历史道路的内在逻辑、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不同文明都在自身历史道路的基础上，生发出具有各自特色的认知模式与学术体系。当前对于这一事实的强调与揭示，并非出于简单地反对“欧洲中心论”，而是出于多视角审视世界历史的必然诉求。西方学术体系是西方社会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依托西欧历史经验而逐渐构建起来，并依托西方的强势力量，逐渐推广于全世界，成为普遍的知识体系。一方面，西方学术体系反映了世界近代化的历史道路，是与传统学术体系不同的现代学术体系，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另一方面，西方学术体系受到西方历史经验的深刻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相当程度上会导致非西方文明对于自身文明一定程度的误解。

　　如果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出发，我们便能够更客观地认知中国历史。崛起于西欧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宗教之间的对立性、国家之间的斗争性、国际秩序的分化性。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强调民族之间的共通性、文化之间的融通性、政权之间的和谐性、国家秩序的一体性。因此现代中国的发展，在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对外政策等多个方面，一再呈现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并努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因此，当前中国的历史学者，应当从中国历史本位出发，全面、整体、系统、深入地审视中国历史的独特道路与文明特征，在此基础上，传承弘扬中国历史学优秀传统，借鉴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史学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打通历史与现实，接续传统与现代，构建既反映中国文明独特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维度与传统智慧。（赵现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