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好文风

　　油画《才溪乡调查》。 资料图片

　　文风体现作风、反映党风，重视文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弘扬优良文风，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

　　毛泽东率先在党内提出学风、文风是党的作风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他对文风高度重视，发现问题，严肃批评。1958年1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还说“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不讲辞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1958年9月初，他读到一份部委上报的文件，觉得语言表达实在成问题，当即写信给有关同志：“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为批评一份文件的写法，用这样严厉言词，实不多见。

　　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他坚持问题导向，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头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沿着这个问题，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及其实际举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道理。他说，没有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瞎说“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战争年代，他坚持亲自起草文章、电报、讲话提纲，撰写社论、新闻通讯。

　　讲话、撰写文章是直面问题而来

　　刘少奇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他讲话、撰写文章也是直面问题而来。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针对当时存在的不良风气，他讲了“吃亏”的问题。他说：“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会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后，刘少奇利用两个月时间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进行调研。围绕“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论点；聚焦干群关系问题，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这些成果极大丰富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宝贵借鉴。

　　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进行了两次集中修改，先后修改了480多处。他特别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如关于遵义会议，修改后的表述是：“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志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及其他同志”“和拥护”等字，就是刘少奇加写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和对撰写文章的要求可见一斑。

　　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直奔主题

　　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从不拖泥带水，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直奔主题。1945年8月，在日本刚宣布投降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全文不足500字，但紧密联系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局势，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等14项要求，言简意赅。这些内容体现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对号召和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起到很大的作用。

　　1949年12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政务院公告》并对外发布，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公告文字仅仅39个字，没有繁文缛节，没有闲言赘语，真是一字千钧。写于1963年5月的《反对官僚主义》，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强调“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加以克服，这些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高度关注政府机关的文风，毫不留情地指出国务院各部委行文中存在的问题，严厉地批评说：“文字含糊不清楚，笼统而不明确，错杂而不准确；文法混乱无条理，错误或不通；文义常不合逻辑，更缺乏辩证；文风则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对一些部门会议太多的问题，他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敲警钟：“据13个部、会、行统计，今年开了570多次专业会议，人数达5万多，共开了7920天。这个情况要通报，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减少会议。”

　　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在河北农村伯延人民公社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

　　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朱德认为文章要站稳阶级立场。他的文章，无论从早期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还是到晚年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每一篇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阐述问题，都在为党的工作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年事已高，但朱德不辞劳苦，每年都要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仅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他就到过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他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实际情况，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从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朱德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

　　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朱德当即带着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研。5月9日，他向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正因为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带着草案下农村调查研究，中央对如何调整农村政策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他说：“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