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原标题: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沈兴国(甘肃省政协社法委副主任)
佛教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印度的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从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到约公元前187年)开始,便从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传入中国西域,再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这条佛教传播线路即史称佛教的东传,这条线路也就是古今闻名的“丝绸之路”。这条传播线路上,像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一样屹立千年的座座佛教石窟,成为“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路标,不仅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而且清晰地显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脉络。
“凉州模式”影响了中国石窟的营造格局
在这些精美的石窟中,以其营造法式、造像题材、造像形象的变化形成了著名的“龟兹模式”“凉州模式”等中国石窟模式。其中,位于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属于“龟兹模式”代表。武威天梯山石窟亦称凉州石窟,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东南约60公里处的红砂岩崖壁上,始建于北凉王沮渠蒙逊时期(412~439年),距今约1600余年,是“凉州模式”独具特色的石窟代表,也是我国早期史书《北凉录》记载新疆以东最早的较具规模的开窟造像。北凉王沮渠蒙逊,既弘佛法,又聚禅僧,深受儒家忠君、孝道思想影响。他选定在天梯山大规模建造的北凉洞窟造像、壁画,为佛教东传我国逐渐融入了儒家道家思想。北魏灭北凉,徙凉州3万余家于京城(山西大同,后迁河南洛阳),也为开凿云冈、龙门石窟提供了技术力量。著名学者宿白先生等史学家考证后指出,“凉州模式”开启了我国石窟营造法式,尊之为“石窟之祖”“石窟源头”。
对中国佛教史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天梯山石窟到隋唐时陆续都有兴造,现存造像也以唐代最多、最精。其中的一铺三身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代表,被定为国宝。大佛窟规模宏大,气势宏伟。正面中央尊释迦如来造像,安然端坐,气度非凡,高达约30米;左右两侧分别立迦叶、阿难、普贤、文殊、广目、多闻六尊造像,或威武、或慈善、或智慧、或忠诚,各具神态,精妙逼真。这样的巨型大窟,在全国其他石窟中所罕见。反映出唐代的凉州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也充分体现出大唐佛教文化艺术的雄浑气派及工匠的远大志向。
凉州曾成为中国北部佛教文化的中心,这与北凉时佛教的传译是分不开的。其中,名僧昙无谶在天梯山石窟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在佛教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夏时期藏传佛教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国师周慧海就是天梯山石窟的主持,他在天梯山石窟翻译了大量西夏文佛经,这些佛经印刷后流通到西夏国内各大佛教寺院长期沿用,在佛教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西夏佛经曾有许多被外国人盗走,现一部分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武威市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宁夏博物馆,还有一部分在俄罗斯、英国、日本等国的收藏单位,十分珍贵。
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的第一历史见证地
萨班是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萨班与蒙古汗国西凉王阔端在甘肃凉州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顺利实现西藏归属祖国版图,为祖国统一作出巨大历史贡献。据汉藏文史料记载,公元1246年,萨班应蒙古汗国使者呈献的“金字诏书”邀请,从西藏东来,经青海过天祝到凉州时,正值阔端王前去蒙古和林参加蒙古汗国新一届蒙古大汗的选举。于是,萨班首先驻锡在天梯山石窟的藏传佛教寺院广善寺,在这里弘扬佛法,治病救人,广做善事,等待阔端时间长达一年。直至次年即公元1247春天,阔端在参加完他大哥贵由的即位大典后返回凉州,和萨班正式会面,“凉州会盟”在凉州白塔寺成功举行。因此,天梯山石窟是“凉州会盟”成功举行的前沿阵地,是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的第一法源性历史见证地,是名副其实的“凉州会盟”纪念地,和凉州白塔寺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文化和时代价值。
蕴含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刻内涵
天梯山石窟是中国历史上汉族、匈奴、吐蕃、党项、回纥、蒙古等多民族生活、聚集活动、文化交流、相互融合、共同瞻礼朝拜的场所和地方,遗留下众多民族石窟遗址文物、民族文化艺术和语言文献,丝路文化源远流长,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留下了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众多文物史料和历史见证。
天梯山石窟,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 于2021年12月25日被正式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为甘肃著名旅游胜地。根据国家文物局《“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推动有条件的国保石窟寺建设遗址博物馆”的相关要求,和国家、省有关博物馆发展体系建设重点,天梯山石窟文物保护利用都十分符合支持对象条件。因此,应积极抢抓机遇,加快建成“天梯山石窟文物和壁画博物馆”和“天梯山石窟文物数字化展示中心”,实现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示利用和文化传播一体化。这不仅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石窟之祖”“石窟源头”活起来,提升甘肃“石窟艺术之乡”整体美誉度,而且将有力推进天梯山石窟文物保护利用向民族宗教、文明交流互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等研究领域拓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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