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农业的远古印记

　　原标题：河西走廊农业的远古印记

玉门市出土的玉石权杖头

属沙井文化的三角纹圜底罐

玉门火烧沟发现的属四坝文化代表的人形彩陶罐

属沙井文化的鸮首权杖头

　　特约撰稿人 高 荣

　　河西走廊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气温较低，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年平均气温6℃-10℃，年均降水量约36毫米-200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3500毫米以上。但是，祁连山脉的冰雪融水顺着由南而北逐渐下降的地势形成了大大小小50多条河流，汇集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先秦水系，在祁连山北麓山前冲击带及河流沿线形成的片片绿洲，就成为河西一带先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考古发现的史前遗址大多位于这些地带。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河西走廊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这从河西走廊发现的众多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遗存，可得到印证。

　　一

　　马家窑文化广泛分布于黄河上游的甘、宁、青地区，其年代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延续时间长达1000多年，可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就其年代而言，马家窑较早，半山次之，马厂最晚。这三个类型的遗存在河西走廊地区均有发现，但分布很不均衡，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地区明显多于中、西部的张掖、酒泉。总体而言，马家窑文化遗址广泛分布在河西走廊天祝、古浪、凉州、民勤、金昌、永昌、山丹、民乐、甘州、高台和肃州、金塔等地，尤其是在今酒泉市东南60公里处祁连山北麓丰乐河东岸台地上发现的马家窑文化照壁滩遗址，突破了以往关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最西止于武威的认识。

　　张掖西城驿遗址一期，年代距今约4100年-4000年，属于马厂晚期遗存，其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还有粟、黍等炭化作物和少量炼铜炉渣。根据对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马厂类型151座墓葬的发掘情况来看，出土的器物有石器、骨器、角器、陶器和各种质地的装饰品，尤以陶器为最多。其中生产工具既有大型磨光石器，如石磨盘、磨棒、石锛、石斧、石刀，也有为数不少的细石器、骨器和骨石复合工具，还有陶器（如陶纺轮）和打制的有肩石斧；磨制石器大多质地坚硬，刃部锋利，且有2-3个钻孔，便于挖土翻地、砍砸树木、收割和打碾粮食。说明当时的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同时饲养猪、狗、羊等家畜，制陶业已很发达。在该遗址M134中，还发现了内装粟粒的高达70厘米的大陶瓮。据推算，这件大陶瓮可装粟66.9公斤。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有这样大容积的器物出现。在该遗址M69和M153中，还发现了类似于酒杯的小陶杯，说明当时的谷物除供人们食用外，还用来酿酒。

　　二

　　齐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和西汉水等流域，宁夏南部和内蒙古西部也有零星发现，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

　　齐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主要在武威一带，在张掖西城驿二期也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存，其中武威皇娘娘台是一处典型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卜骨和装饰品等在内的各种遗物。其中石制生产工具数量庞大，约有1000件，大多采用硬度较高的石料磨制而成，器形规整，刃口锋利；粗糙的打制石器已基本绝迹。这些磨制石器，既有翻土耕种用的斧、铲和加工制作工具用的锛、凿，也有收割庄稼的刀、镰，还有加工谷物的杵、磨盘和研磨器等，说明从耕种、收获到加工用的各种工具，都较马家窑文化时期更为齐备。张掖西城驿一、二期遗存发现了粟、黍、小麦、大麦等多种农作物炭化籽粒，其中一期为马厂晚期遗存，年代为距今约4100年-4000年；二期文化内涵丰富，既有马厂晚期遗存残留，也有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过渡的遗存，还有齐家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约4000年-3700年；其中在二期遗存发现的小麦和大麦，年代距今4000年前后，早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民乐东灰山遗址所出标本，是迄今为止河西地区所见小麦、大麦出土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

　　在皇娘娘台遗址出土了大量牛、羊、猪、狗、鹿等家畜和野生动物的骨骼，还有锥、针、铲、凿、镞、叉等骨制工具和骨簪、骨珠等装饰品及各种卜骨，反映出畜牧业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三

　　四坝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丹、民乐至玉门、瓜州一带，包括张掖（今甘州）、高台、金塔、酒泉（今肃州）等地，其最东可能进至武威一带。其典型遗址主要有玉门火烧沟、酒泉干骨崖、山丹四坝滩、民乐东灰山、民乐西灰山、张掖西城驿三期遗存、玉门沙锅梁和安西（今瓜州）鹰窝树等。这些遗址所出器物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石器、骨器、陶器与铜器、金银器共存；但铜制工具仅限于小型的刀、锥等物，农业生产工具主要还是石器，计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有肩石斧、凹腰石斧、石刀和磨制的石刀、石斧、石镰、石锛、石凿、石镞、石臼、石球、石磨盘、石磨棒及穿孔石锄等，虽然制作粗糙、打磨简单，但从垦殖、收割到打碾加工，各个环节所需工具一应俱全，足见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工作者曾数次在民乐东灰山遗址采集到小麦、粟、稷等多种农作物炭化籽粒，经鉴定为人工栽培作物；张掖西城驿三期遗存中也出土了炭化作物；在玉门火烧沟遗址还发现贮存粟的大陶罐，一些器物表面残存有麻类纺织品的痕迹，则进一步说明四坝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栽培小麦等的技术，并已种植粟、麦等多种农作物。

　　四坝文化的墓葬形制结构各不相同，随葬品也多少不等，多者有19件，少者只有1件，有些则是没有任何随葬器物的空墓，显示出明显的贫富和等级差别；随葬品中既有陶、石、骨器和金、银、铜器，也有马、牛、羊、猪、狗、鹿等家畜和动物骨骼，其中以羊、猪数量最多，有的墓葬随葬羊多达44只，足见畜牧业也很发达。

　　根据酒泉下河清遗址发现四坝文化叠压在马厂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和干骨崖四坝文化墓葬的填土中有马厂类型彩陶片的情况，以及火烧沟遗址标本测定的前1950年-前1430年的绝对年代判断，四坝文化晚于马厂类型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马厂晚期——西城驿二期遗存——四坝文化这一完整的地层关系。从四坝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分析，是以旱作农业为主，兼有饲养并进行冶金等手工业生产活动的半农半牧类经济形态。只是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的不同，在不同地区也有偏重农业、畜牧或狩猎的差异。但就其建筑遗迹和随葬器物来看，四坝文化的居民已有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

　　四

　　沙井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民勤县城西南25公里的沙井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石羊河、金川河下游沿岸和湖泊沿岸的民勤绿洲与永昌盆地之间，代表性遗址除民勤沙井，还有永昌三角城、蛤蟆墩和柴湾岗等，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前后延续时间很长，其树轮校正年代为前1310年-前409年之间。

　　沙井文化遗址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木器、骨器、角器和铜器、金器、铁器等。石器中打制和磨制兼备，主要器型有石斧、石刀、石球、石杵、石臼、石磨盘、石磨棒等；陶器种类简单，缺少变化，且均为手制，工艺较粗。大多为夹砂红陶，多加羼和料，泥质陶极少见。器物主要有罐（单耳、双耳和平底罐等）、鬲、壶、豆、盆、碗、杯、纺轮和陶球等，多由泥条盘筑或捏塑而成，故器形不甚规整。随葬品以动物骨骼居多，每座墓中几乎都有牛、马、羊头骨和蹄趾骨随葬，在柴湾岗遗址的一些房子内，发现有储藏谷物的小窖穴；在三角城遗址也发现一批窖穴，个别窖穴坑内还有残存的谷物遗迹。

　　由于沙井文化内涵极为复杂，对其性质尚有分歧。或认为沙井文化有大量殉牲的牛、马、羊头骨和驴蹄趾骨，其中以羊头骨最多；随葬器物有大量青铜牌饰、绿松石珠、骨珠和骨牌等，青铜器形制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等相似，沙井文化的分布地区、文化特征以及延续时间又与月氏在河西的驻牧区域、文化属性和活动时限相符。因此，沙井文化就是月氏的遗存，其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沙井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箭镞、箭杆、弓弭、弹丸和众多的石球、陶球，表明狩猎在当时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墓葬中发现谷物和诸如磨棒、磨盘、石臼、石杵等粮食加工工具，则表明沙井文化有一定的农业经济。也有学者认为，沙井文化中虽然含有众多游牧文化因素，但总体上仍是以定居农耕生活为基调的文化。至于沙井文化的主人是谁，目前尚难确定。但从其住地已出现城郭（三角城）来看，沙井文化不可能属于大月氏。还有学者认为，沙井文化的居民虽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聚落，从事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种植一定的经济作物，并从事狩猎活动，但其生产方式仍然是以畜牧业为主，豢养的牲畜主要有羊、马、牛及个别驴、骆驼，其居民主体应是羌戎。因此，沙井文化是在当地羌戎原始文化基础上，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

　　研究表明，沙井文化中农业和畜牧业因素并存，且各有其明显的特征。从沙井文化遗址中发现谷物和骨、石、铜、铁制的农耕生产工具及石磨盘、磨棒、石臼、石杵等粮食加工工具来看，沙井文化已有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该文化遗址中发现众多小件铜器又具有浓厚的草原文化气息，随葬品中大量动物和家畜骨骼及箭、镞等狩猎工具，反映出畜牧和狩猎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单纯强调农业经济因素而忽视畜牧业发展，或者过分突出畜牧业而无视农业生产的重要影响，都是片面的。诚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流动性，但这并不等于游牧民族没有相对的定居点；定居的农耕生活并不排斥畜牧和狩猎。事实上，人类早期的生活往往是农牧、渔猎经济兼营并重，互为补充。虽然沙井文化已进入铜器时代，生产力水平已有较大提高，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然是农牧并重，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半农半牧经济。

　　内容各异、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存遍布河西各地，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河西先民已在这里生息繁衍。虽然由于地理环境和时间先后的差异，其文化内涵不尽相同，但农业和畜牧（家畜饲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通过种植粟、麦等农作物，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同时还驯养家畜。这些文化遗存，既吸收了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在族源、族属上表现出多元民族结构，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也是农牧业并存，兼有渔猎。这固然与地理环境有关，但民族成分复杂也是重要因素。因此，河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并非虚言。河西走廊不愧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文化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