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生：潜心黄卷 志在传道

　　李修生：潜心黄卷 志在传道

　　【大家】

　　作者：施贤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文学博士，现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师。）

　　学人小传

　　李修生，1933年生，山东德平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195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1957年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古籍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文学遗产》编委，现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元代文学学会（筹）会长，是国内元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参与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该书获国家教委特等奖）的撰写工作，编著《中国文学史纲》（宋辽金元卷）（明清卷）、《元杂剧史》等，主编《全元文》（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元史全译》、《中华大典·戏曲文艺典》等，合作主编《四书五经辞典》、《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中国分体文学史》、《辽金元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之一，该丛书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文史英华》（获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李修生先生是我国元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先生接触元代文学，可以从1954年读元明清文学方向研究生时算起，至今已60余年。一甲子的岁月倏忽而逝，甘坐冷板凳的他潜心黄卷，在学林谱写出浓墨重彩的篇章。

　　戏曲研究

　　李修生先生对戏曲的兴趣是在幼年时就培养起来的。那时，他家住北京南城南横街，距天桥不太远，常常寻个机会便去看杂技、曲艺、戏曲演出，有时也随长辈到当时著名的剧场，如尚小云“荣春社”中和剧场、李万春“鸣春社”庆乐剧场以及三庆、广和、广德等处观看名角的戏。先生在《元杂剧史》后记中回忆：“鸣春社的连台本戏，尚小云扮的王昭君，荀慧生扮的红娘，金少山洪钟般的嗓音，筱翠花的踩跷，以及震耳的锣鼓，都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

　　后来，李先生屡次与戏曲结缘，他的戏曲研究生涯，大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学生时代。1950年，李先生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大一时，马少波、阿甲、黄芝岗三位老师合开一门戏曲课，马先生讲戏曲理论与戏曲改革，阿甲先生讲戏曲导演，黄先生讲中国戏曲史。马先生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时任院长是梅兰芳先生），教学之余，他组织学生观看了十几场京剧演出，掀起了一股“京剧热”，也再度激发了李先生的兴趣。后来，李先生与李长之老师商议，以“明代杂剧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运动而没有完成。

　　1960年，刚刚晋升讲师的李先生参加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次年，即参加游国恩、王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这是他戏曲研究生涯的第二阶段。近三年里，李先生主要承担戏曲和元明清诗文部分初稿的撰稿任务，并参与集体讨论。因为王季思先生负责元明清戏曲、季镇淮先生负责元明清诗文，李先生时常谦虚地说，这等于是跟着两位先生读第二次研究生。也正是在此时，他明确了以古典戏曲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可惜的是，教材出版不久，由于各种原因，研究计划中断了，而且一停便是十几年。

　　1978年，教育部决定继续使用这部教材，随即启动修订工作，李先生再度共襄盛事，主要负责元明部分。这是他第三次与戏曲研究结缘，而且在此时将自己治学的方向聚焦到元代戏曲。直至198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调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先生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编纂《全元文》上。

　　在中国古代戏曲研究领域，李先生始终倡导治学路径的多元化，他非常关切戏曲文献与文学批评，时常思考戏曲文学的演进与分期、地方戏曲文化、戏曲风格流派等诸多问题，也致力于发掘和整理戏曲文献资料。

　　李先生继承和发扬先校长陈垣先生蒐集文献“竭泽而渔”的功夫，耗时八年，和友人吴书荫、张燕谨、张云生、黄克等全面搜罗古典戏曲存本，编著《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揭示诸剧剧名、作者、故事来源、剧情、前人评论、舞台影响及主要版本。这部目录书辑录的剧目比《曲海总目提要》及《补编》多出一倍以上，是传世古典戏曲剧本的全面综览，可谓戏曲研究的入学门径，嘉惠学林。

　　不仅如此，李先生还主编《文史英华·戏曲卷》《元曲大辞典》等，前者是传世古本戏曲精彩选段的汇编，后者则是以元曲为汇集与诠释对象的专科辞书，正编收2500余词条，包罗作家作品、艺人、曲谱、文献文物等。

　　2017年年底，李先生和李真瑜、张大新教授合作编纂的《中华大典·戏曲文艺分典》出版，这部大型文献力求把中国古代的戏曲材料收全，包括理论部、词曲部、演习部等，戏曲文物、晚清京剧和地方戏等资料也有收录，可谓从戏曲理论、创作到搬演，无所不包。

　　文献资料是研究戏曲这门表演艺术的始点，诸书阐、绎兼备，检、读俱佳，共同构筑起元曲乃至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最坚实的文献基础。

　　古籍整理

　　2016年，有媒体记者采访李先生，他谦虚地说：“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评价自己，但我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欢古籍整理和研究。”先生以实学精神做研究，极重文献，古籍整理成为他生命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元曲研究起步的新阶段，文献基础薄弱，李先生拟从白朴入手，编写年谱，考察其交游情况，以期进一步认识元代剧坛、文坛面貌。卢挚是白朴弟弟的妻兄，先生依据当时抄录的材料辑成《卢疏斋集辑存》一书，于1984年出版。之后，先生又与李真瑜、侯光复合作出版《乔吉集》。

　　1987年9月，李先生调入北师大古籍所。结合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1986年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建设意见，北师大古籍所确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为科研重点，并提出编纂《全元文》的计划。这成为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1988年，古籍所正式向古委会提出《全元文》编纂立项申请，评审专家建议先期对元人文集进行全面普查，完成《国内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在此基础上，1990年12月，《全元文》获批古委会“八五”重点资助项目，此后又列入古委会“九五”“十五”重点项目、教育部“九五”重点资助项目、国家《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年）》等。

　　《全元文》是对元文的全面总结与汇集。由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编纂工作对语言、地理、民族等有关知识所需甚广，难度极大，而且当时还没有广泛使用电脑，基本上是靠复印、剪贴。李先生殚精竭虑，一步步推进《全元文》的编纂工作，尤其是与负责出版《全元文》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反复交换意见，随时纠谬补缺。譬如，在返还第二、三册校样时，先生致信卞歧，增补前三册元太宗、李志常、元世祖文共4篇，又提及希望将原在第三、二批书稿中的初期重要人物王鹗、陈时中提至第二册开始部分。

　　在《全元文》的编纂过程中，学界诸位前辈同人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支持和期待。钟敬文先生专门让李先生到家中，希望他不畏艰难，坐上多年冷板凳，把这项工作完成，并多次对工作安排提出意见。2002年，李先生拜望《全元文》顾问启功先生时，启功先生高兴地指着书架表示，《全元文》1至25册已经摆在书架上了，现在还空着几许地方，等待全书的完成。

　　就这样，在李先生的带领下，众人迎难而上，没有辜负学界的期许，这部收录作者3140余人、文33400余篇，共2800余万字的60册巨著，于1997年至2004年陆续出版，索引卷于2005年12月出版。2006年1月13日，《全元文》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许嘉璐、邬书林，蔡美彪、邓绍基、陈高华等文史专家三十余人，以及中宣部、教育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委会秘书处的有关负责人悉数到会祝贺。

　　《全元文》是李先生及其团队馈赠学界的不朽财富，为当世提供方便，为后世存一代文献。教育部原副部长、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为其题词“多民族共造元代辉煌，众学者合纂鸿篇巨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这部皇皇巨著。钟敬文先生则在95岁高龄时为其题写“蒐辑一代散佚，增强故国文明”，成为这部总集意义的最好注脚。

　　《全元文》奠定了元代文史研究的文献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李铁映先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报告（2000年卷）》时，盛赞这部总集的修撰“在一定程度上使元代文学研究提前走完了艰难的准备时期”。

　　《全元文》问世之际，李先生已届古稀之年，但他老骥伏枥，开始和《全元文》部分编委会成员谋划补编和修订工作。在多年文献准备的基础上，2017年12月10日，“《全元文补编》编纂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部委员陈高华及文史专家谭家健、刘晓，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廖可斌及元史学会副会长张帆，长江学者杜桂萍、査洪德，复旦大学陈广宏，浙江大学徐永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总编辑李梦生、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等诸位先生共襄盛事，标志着《全元文》补编工作正式展开。2018年12月2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补编普查工作告一段落，进入校点阶段，预计辑补佚文5000篇左右，文集50余部。这又是学界翘首以待的一项重要成果。

　　元代情怀

　　元朝的历史评价在部分学者书写的著作中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曲解，变得难以辨识。譬如，“九儒十丐”的牢骚话则成为元代儒士地位空前低落的论据，而这些话语在世人的记忆里根深蒂固。正确评价元代与元代文学，有待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而作为专攻元代文史的学者，李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对元代文学与文化的再认识。

　　首先，李先生特别关注各种文献资料对于元朝起讫点的界定。明朝修元史、新中国诸多得奖史著、中国国家博物馆均将元朝定为1206年—1368年，即始于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终于明军入踞大都。但目前研究著作和部分博物馆众说纷纭：有的从1271年忽必烈采谋士刘秉忠建议将国号改为“大元”算起，有的以1276年南宋向元廷递交降表或1279年宋军崖山大败为起点，有的则从1234年金亡时算起。这些说法大多要先讲一段大蒙古国的历史，但如何讲述亦是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有的不认为这是中国内部。

　　起讫点的界定代表了一种历史观。李先生并不认同诸如杨维桢《三史正统辨》所谓“一日之命未绝，一日之统未集”治统、道统因袭相续的正统观，也极为反对基于中原文化本位的王朝史观。他认为，无论是将元朝的起点定在宋元鼎革，抑或是入踞中原之后，都不符合元朝自身兴盛衰亡的实际。因此，他呼吁，在世界史的视域下观照王朝史，正视蒙元兴于大漠、多民族政权并立与统一的事实。换言之，一方面，先生强调，大蒙古国的历史亦是元朝史，不应站在中原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将其人为割裂；另一方面，元朝入踞中原、代金宋而兴，这个政权依然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其次，李先生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撰文向大众介绍元代文化的成绩，借坚实的论据重新评价元代。如在《元代文化四人谈》一文中，他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乌有”，借吴君、徐君、乌君、许君之口，一件一件摆元代文化成绩，标举元代曲学、书画、教育、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成就，诚如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谓中国之声明文物尽发无遗、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先生认为，元代文化是近世文化的开端，对明清乃至近代具有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元代文学是多民族士人互动的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活跃而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