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一缕见史入心 ——在《文人相重》中找寻文学所的点滴过往

　　清风一缕见史入心 ——在《文人相重》中找寻文学所的点滴过往

　　作者：张大明《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2日 16版）

　　何其芳（1912.2.5—1977.7.24）

　　《文人相重》马靖云 著 北京出版社

　　【述往】

　　对于享誉中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等著名专家、学者，在过往的几十年间，人们从文学的视角写过不少文章，进行过许多研究，但是像《文人相重》的作者马靖云这样，以回忆录的形式，从一个学术建构和科研管理者的层面，回忆文学研究所的历史移位，以及在学人治学方面的亲身经历，非常难得。所以读到《文人相重》一书，我既觉得独特又感到亲切。

　　本书作者马靖云长期在何其芳身边做秘书工作，除了完成科研管理的具体事务，还有送往迎来的外事活动。说得具体点，就是科研规划、课题设置、外事交流、文献整理、会议筹备等等一系列工作。但这些工作也使她见多识广，她养成了重视观察、重视历史档案，讲究实事求是，少说话、多用心、善思维的工作习惯。这也决定了她的文章有亲见感和纪实感，亲闻性和在场性。《文人相重》没有声嘶力竭的叫喊，没有耳提面命的说教，书中的语言娓娓道来，就像淡淡的一抹白云，轻轻的一缕清风，却能沁人心脾，撼人心灵。这就是《文人相重》的魅力。应当说，作者马靖云画出了文学所这样一个中国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的魂魄所在，一点一横、一闪一耀贯注到书中的字里行间。这魂是什么？就是大家能够各自按照国家需要，根据个人专长，确定研究课题，专心致志做学问，一做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毕其一生。在这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在渐渐地得以延续，学术的基业不断地铸造着辉煌。

　　人毕竟是决定成败的主体，是统领千军的关键。《文人相重》对整个文学所的书写，还原了历史，还原了生活，写活了人物，突显了精神。本书不是高头典章，皇皇大论，而是娓娓道来，绵绵叙述，如炉边絮语，路旁闲话，其中却寄予着半个多世纪沉沉的思忖与深深的怀想。马靖云写文章很会剪裁，会运用手中的史料，心中的故事。点点滴滴，披沙沥金。从题目上看，她的写作是在怀人、忆旧。其实，书中还写了一个国家顶级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还原了这个中国现代“翰林院”的活生生的历史。她不是为文学所写史，也不是为所领导、专家学者写传，但若将其书写的点滴汇总，全书体现了总体的宏放，更有生动的细节，文学所的总体风貌就在这两极的呼应之中，浩浩乎文哉。

　　我叹服作者通过在郑振铎、何其芳等人身边工作，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并且通过大量档案材料，感知、体验这两位所长的亲力亲为，了解他们为建构文学所这座学术的大厦所付出个人的历史。他们把文学研究管理上升为一门科学，在科学的层面加以规范，提炼出管理学、研究学的宏大构想。本书作者用鲜活的材料，活灵活现地还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所的筹建、创立以及发展过程。何其芳把研究所的管理作为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常说“管理是需要钻研的”。他和郑振铎在50年代初白手起家，建立文学研究所。把文学研究变为一种学科，一种事业。在人员调配、学科设置、课题落实、图书征集和购置设备等等方面，筚路蓝缕，辛勤耕耘，既是领导者，又是拓荒者，既是规划者，又是践行者。反观历史，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论阿Q》在学术史上固然了不起，可以划出一个时代的学术标志，但在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机制上，他的贡献更值得大书特书。他们在前无古人的基地上，从奠基开始，颠颠簸簸，一路走来，最终建构成一座参天大厦。对这个历史功绩的铭记，我们终于在《文人相重》这本书中找到了共鸣。

　　一个最高学府所属的科研单位，最要紧的是人才的调集和科研队伍的建设。这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和起点。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组建到60年代文学所的第一次辉煌，郑、何两位创始人，能将国内文学（含外国文学）专家几乎全部召集到旗下，实实在在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创造历史的大手笔。这一支队伍在《文人相重》一书中多次出现。他们是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孙楷第、王伯祥、余冠英、吴世昌、吴晓铃、陈涌、蔡仪、唐弢、冯至、卞之琳、罗念生、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戈宝权、缪朗山、沙汀、陈荒煤、许觉民，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支中青年学者队伍。文学所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反过来，两代学人以其经典著述建构了文学所这座学术的殿堂。如果说本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人文观念，那就是在一些看似轶闻琐事与经典历史的细节中，反映出了这种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文学所里面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那种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砥砺的学者风范，也许就是本书所言说的文人相重吧。

　　本书的五大附件——郑振铎的《最后一次讲话》、何其芳的《关于科研干部培养问题》，及何其芳开列的《世界文学名著阅读篇目》、唐弢推荐的《文章做法精读篇目》、文学所80年代初推荐的《文艺研究学习书目》，件件是硬通货，无不具有真知灼见。尤其是三个书目，不是谁都开得出来的，没有大学问大胸怀垫底，没有理论的眼光，不能烛照探幽，没有视野的宏阔，不能横扫三军，气贯长虹。后生学者，照此阅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囊括于胸，清晰在握。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在校大学生，见到何其芳开的书目，竟至惊得发呆！何其芳能够开出那样的书目，说明他有学识，有眼光。从行文中不难揣度，这个书目，马靖云也读过，至少是其中大部分。学海泛舟，近朱者赤。这使她的工作有深度、厚度、广度，有思想，有美学成分。作者多次提到，何其芳对读过的书，都有批注。如有好事之人将何注编为《何其芳批注集》，除了它本身的学术价值而外，更有启发意义：可见诗人读书之广，之勤，之多。不停地读，反复读，读名家名著，记下自己读书的味道。这是求学之道，写诗之本，是游弋学海，与前贤对话，与人类的智者交心。

　　本书涉及的学者、名流一大串，书的封面列有的与记述的包括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周扬、李健吾、毛星、老舍、王瑶、沙汀、路遥、王琦、李克农、罗青长等，书中捎带写到的著名人物更多。回忆文章少不了的是细节，它们是不能删夷的枝叶，是带露折花的晶莹剔透的珠子。如作者说何其芳“书”多，装书有书架、书橱、书柜之别，由何其芳的“书”，旁及孙楷第、王伯祥、俞平伯、唐弢、吴世昌、吴晓玲的藏书之差异，更及大学问家钱锺书却室内“无书”。在此，我首先佩服作者观察之细，从这细分之中，真实反映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个人生活水平提高（变化）的历史，兼及个人性格、兴趣之迥然。全书虽未专门论述，仅偶有涉笔，却尽显情趣，且无不发人深思。

　　《文人相重》也有笔墨凝重之处，如《永不停止转动的齿轮》一文写何其芳做实事、重效率、忌空谈。《荒煤重返文坛》一文写陈荒煤笔墨潇洒，一个曾经的副部长，而今指挥书籍的装车、卸车，重显当年本色。他力挺解放思想的新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及其作者唱赞歌。他笔立潮头，保护新生力量，奋然前行。文字不多，但为时代留下了影像。他的《阿诗玛，你在哪里？》，呐喊之声，从云贵高原夺腔而起，回荡太空，镶嵌于历史的天际。

　　就本书作者马靖云的潜质和文笔来说，她不应该只提供136千字的《文人相重》就戛然而止，她还应该有续篇。而今，她虽然年过九旬，却还思维敏捷，记忆凿凿，笔力遒劲。就文学所而言，依然以科研为视角，至少还有两方面的人可书写，而且有价值、有市场。一是从延安来的、从解放区来的老革命，如王平凡、唐棣华、朱寨、贾芝、力扬，他们或当领导，或为学者，稍加发掘，均可能得富矿；二是一大群中青年学者的涌现，如曹道衡、胡念贻、刘世德、陈毓罴、蒋和森、钱中文、樊骏、袁可嘉、陈冰夷、柳鸣九、陈燊、董衡巽，等等，无不学有专攻，有故事，记录下来，就精彩，甚至就是诗。

　　（作者：张大明，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