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难写是精神——记党史上的两位红色出版家

　　汗青难写是精神——记党史上的两位红色出版家

　　张人亚

　　王辛民

　　盖有张人亚藏书章的图书。 资料图片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史上，有两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张人亚和王辛民。他们一南一北，为30年代党的出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们还不约而同地为党做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情，为后来党的出版工作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人亚，宁波镇海人。他生于1898年，原名静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青年团（时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张人亚到商务印书馆和工人组织的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辗转到安徽，担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担任中央执委的何叔衡想到了张人亚。1931年12月，张人亚进入瑞金中央苏区，从事出版工作。1932年年初，张人亚代理印刷局局长。为创办苏区中央印刷厂，他设法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动员了30名职工化装进入苏区，作为中央印刷厂的骨干。1932年6月，张人亚接任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代理中央印刷局局长。在张人亚的领导下，苏区出版事业充满生机。毛泽东曾在大会上，对苏区的出版事业促进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发展做过高度评价。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由瑞金前往长汀检查工作时，因劳累过度，途中患病抢救不及病逝，时年仅35岁。1933年1月7日的《红色中华》第46期上专门刊发了《追悼张人亚同志》的讣告。

　　张人亚对党的出版事业的贡献不仅于此。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冬天的傍晚，张人亚突然回到宁波镇海霞浦老家，要其父把他带回家的一大箱书刊和党内文件秘密藏好，交代完具体办法后他当即离开了家乡。

　　张父依照张人亚的嘱咐，对外宣称张人亚已经病故，并在附近的长山岗伪造了一个张人亚衣冠冢，然后悄悄地将这箱书刊文件包装好藏匿在墓石之下。后来张人亚在瑞金去世后，其父并不知情。新中国成立后，在久等张人亚不归的情况下，张父把当年张人亚留下的这箱文件书报从地下挖出来上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特在每一本张人亚保存的这批图书文献的每一本书的封面上，都加盖了一枚长方形的图章，上写“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这批珍贵文献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大会文件单行本，建党前后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还有《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一批早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些图书文献目前完好地保存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几成孤本，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建党初期的重要文献。

　　比张人亚小10多岁的王辛民，1909年生于河北省获鹿，又名王禹夫，笔名辛垦。他1929年入党并参加革命，后在保定、北京负责组织“新生社”“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社会科学家联盟”，担任宣传工作。王辛民在革命互济会工作期间认识了保定协生印书局的老板张培植，和他成了朋友。1931年秋，为了在北方加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中共保属特委派王辛民负责出版革命书籍。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王辛民主要是利用协生印书局翻印党的早期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汉口书店、华兴书局、启阳书店出版过的书籍。王辛民后来回忆说：“由于1921—1922年的人民出版社对读者是很有影响的，而且有些北方的青年们对新生读书社是熟悉的，于是，就确定了：出版为人民出版社，发行为新生书社……”因为党的这个出版机构主要辐射北方几省，所以出版史上称之为“北方人民出版社”。王辛民还回忆说：“本社的出版品，绝大部分是将党以前的出版机构，如：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书社、中国青年社、上海书店和华兴书局、启阳书店（春耕书店）、无产阶级书店等等优良出版物，加以重新校订排印，此外，也编审出版了一些新的书稿。”1932年7月，反动政府镇压保定师范学潮，保定发生大惨案，王辛民被通缉。北方人民出版社从此停办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辛民领导的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六十种革命图书，使党出版的革命图书在北方广泛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王辛民把自己经手过的这批图书的样本悄悄地珍藏了起来。经历了10多年战火纷飞的岁月，这批珍贵的图书在他手中完好地保存着。

　　新中国成立后，王辛民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1966年病逝于北京。1998年4月28日，王辛民的亲属将其毕生收藏的革命图书资料共计2万余册全部捐赠给了原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这批珍贵的图书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在从事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期间收集的早期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汉口书店、启阳书店、华兴书局的出版物，其中早期人民出版社的图书与张人亚保存的这时期的图书高度一致。目前这批图书资料就静静地存放在原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里，在每一本书的封面上，也同样加盖着一枚独特的字母印章。

　　今天，这两位党的早期出版工作者保存的这批珍贵图书，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党的早期出版史的重要资料。从这批图书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早期党的各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书社、中国青年社、上海书店和华兴书局、启阳书店（春耕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之间存在着清晰的承袭关系。而且，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党的出版事业自觉的、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其传统的精神和实质，是连续的、一贯的，已经成为党的出版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