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

　　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

　　任何政党都具有一般政党所有的普遍性和具体政党所具有的独特性。然而，发源于西方政治现代性的流行政党理论，却倾向于强调一种偏狭的普遍性，即以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为基础，建构一般的政党制度比较框架。这造成的实际后果，即把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治作为一种不成熟的有待进化的“他者”来看待，却丝毫不考虑现代政党政治本身可能具有多样化的模式。所幸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型政党政治的鲜活实践，呼唤着一种新的政党理论的诞生，它应该从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而非从西方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

　　李海青等著《砥砺前行：引领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一书，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出发理解和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是从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探索性力作。该书虽由多位作者合著，但在体系上却是有机的整体，主要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思想建党的高度重视、对制度治党的持续探索、对群众路线的自觉坚持、对党性修养的严格要求、对人类社会的使命承担、对思想方法的系统掌握这7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具体特征，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

　　该书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请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并且它还能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思：到底应该如何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一份好的理论研究并不在于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而在于提出好的问题，不断激发出有价值的新探索。

　　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概括是不是精准到位，不仅取决于它提供的规范论证与阐发是否逻辑自洽，还要看它是否能够对中国共产党与别的政党进行有效区分。比如，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能否称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如果是，那么这一概念就不足以界定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或曰，苏联共产党一度曾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但后来腐化变质了，也就不是了。那么问题在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腐化变质，以致丧失了使命感？也就是说，相较“使命型”这一定语，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其他一些特性可能更为根本。正是因为丧失了这个根本，所以苏联共产党才背弃了使命。

　　在笔者看来，这个根本反映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特性，而“使命型”只是来源于并附着在这个根本之上的次级特征。实际上，作者在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下定义时，也强调了它“以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为前提”。而在具体阐述其特征时，还指出，“历史规律之于使命型政党的建立具有内在的根本意义”，“历史规律揭示使命与方向，而历史的规律与逻辑恰恰是由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予以揭示的”。可见，对“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构成前设规定的，乃是其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首即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此，“两个先锋队”鲜明而准确地界定了中国共产党最为根本的内在特性，即先进性。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成为“领导核心”，而“三个代表”只是这种先进性的具体表现。至于“使命”，更是附属其后才予论及。这充分说明，较之“使命型”，“先进性”或许是对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更好描述。

　　早在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就在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专题报告中明确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苏联共产党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逐渐丧失的那个“根本”，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中最根本的就是它的先进性，包括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进性。当然，中国共产党要永远保持自身先进性，就要不断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是《砥砺前行》一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虽然“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是否能够精准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还有待商榷，但它为我们从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