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书架，为什么充满魅力

　　别人家的书架，为什么充满魅力

　　别人家的书架，为什么充满魅力

　　朋友来我家，多半会有蹲下来的时刻。无他，都是因为我那书架的特殊构造所致。那是一个从淘宝购得的立式书架，纯白色的格子参差错开，以适应不同体积的书本摆放。没有万历柜的文雅，也缺少系列精装本林立的震撼，可它就是能轻轻松松让房间里的装饰画、摆件和植物都失了色，牢牢锁住来访者们的目光。

　　我曾有意做过一个小实验，发现每次去厨房切完水果回来，对方往往正“屈尊”一蹲，好细细打量最下面一排的“书景”。

　　与“书非借不能读也”相通的，是“别人家的书架总是充满魅力”的道理。它首先满足的是窥视和拜访他人灵魂的欲望，因为书架是私人化旨趣最直观的呈现，通过人的外表看起来模糊不清的，扫一眼书架便一目了然。

　　《纽约客》杂志曾专门通过一组漫画揭示道：看完别人的书架，不对对方品头论足是多么困难。布满“必读推荐书目”的书架，怎会不让人产生“困在高中时期”的印象？在零星几本书边还挤个鱼缸的，也难逃“有风格但肤浅”的判断。唯有高高的书架堆放着略显杂乱的书，最好旁边再备上个书梯，才会被赞“真正的读书人”。

　　当然，真正的读书人有时是不愿轻易把书架示人的，或许是因为其间掩映着太多思维的痕迹，或许是因为那是内心深处最私密的“瓦尔登湖”。所以据说平时待人总是很亲切的董桥先生，在被邀拍摄家中书房场景时，都会立即笑着打断：“不行不行，这种事怎么可以，可不能让那么多人看。”

　　根据主人风格的不同，逛书架的乐趣点也会有所差异。对于比较熟识的朋友，大可以直言不讳地互相点评，顺便揶揄下译本和版本选择的失手。比如我那本中学时期购买的《红楼梦》，就总被吐槽选得太不专业。所以此后入手经典书目时也学着讲究起来，至少要先跑到豆瓣上比一比版本优劣再定。有时候在书店里翻到一半的书，也会意外地在朋友的书架上发现，于是只要一个眼神，便能借回家继续轻松读完。而有些朋友的书架，则是自带“警钟”功效：每当看到其中最新被码上的学术书籍和从头至尾的勾画与笔记，自己都会默默发誓把封存在书箱里、阅读徘徊在五页左右的哲学经典重新翻出，争取这回一次看完……

　　比起书籍本身的静默无言，逛书架其实是一个能引发讲书和聊书的动态过程。爱去书店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同感：无论宣称自己怎样兴趣广泛，我们对于其间书籍信息的接收总会被既有经验限制。就像我每次去外国文学一区，就习惯性直奔自己熟悉的海明威、苏珊·桑塔格、伊恩·麦克尤恩等几栏。类似朱利安·巴恩斯、赫尔曼·黑塞等作家的作品，几乎每次都会看到，也次次都有种无从下手的困窘。因为有关这些作家的背景知识我了解太少，自己也全然不知道他们试图探究何种人性问题、擅长勾勒怎样的文学世界。于是到我这里，他们便难免明珠蒙尘。

　　后来我发现，对于这些难以开发的“冰河”，熟人推荐总是充满温度的破冰利器。所以每次拜访别人的书架，我都很享受拿起一本陌生的书后被“科普”的过程。从发现杂志书的阅读乐趣，到翻看某位小众荷兰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再到能梳理清楚马华文学的大致脉络，这些我此前的知识盲区，都是在朋友的书架解说中被慢慢填补起来的。而这些“深矿”，必要站在他们的书架前才能挖得清晰透彻，不然在赶场式的饭局或聚会中，又哪能轻易发现这些隐匿的、妙趣横生的角落？

　　除了身边亲友，我偶尔也有机会一睹作家、学者的书架。两年前，因工作关系，我有幸参观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办公室，并重点留意了两个高大书柜中的“藏品”。其实到现在，很多书目都已记不清楚，可我却始终忘不了当时的震撼感。中国、韩国、美国、埃塞俄比亚、南非、印度……那是我第一次在别人的书架上看到如此“全球化”的元素呈现。也许那一刻，所谓的“推荐书单”已没有那么重要，学会像他一样，努力把知识的探照灯拉远、扩大，保持对更多种文化的好奇心，才是那个书架默默讲述的读书之道。

　　有意思的是，前段时间，我关注的一位美食博主也主动分享了他的“饮食书架”： 看完《食物与厨艺》三卷本，便能大致懂得烹饪在生物、化学层面的基本原理；一本《潮菜天下》，可以让你在进入潮汕地区寻味时更有方向；林裕森的《开瓶》一书，则避免了葡萄酒品鉴时故弄玄虚的套路，以轻松晓畅的方式带你观赏“酒瓶里的风景”……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品尝一道菜，他却能轻松说出创意点在哪里，味道的搭配有何讲究，而不只是刺激观众对食物的猎奇。

　　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这位博主的导引无疑帮我打开了通往书店饮食类书架的专业路径。现在不少美食类书籍的包装都争奇斗艳、夺人眼球，能否从中选出值得一读的好书，还真是需要借力一双专业的眼睛。

　　这两天看了一部叫做《环形物语》的美剧，小女孩拿到一块陨石，竟得以与多年后已为人母的自己相见。由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个环形。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有关逛书架的“环形物语”。

　　2007年，我在叔叔家的书架上发现了《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并由此打开了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与想象，此后甚至还去读了个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生。10年后，已经毕业的我在华盛顿见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流。那一刻，站在10年两端的自己好像实现了一场相遇。如果没有当年与那本书的偶遇，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自己呢？或者说，谁能说叔叔家的书架，不是早就埋伏好的那块陨石？

　　任冠青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