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还是那个讲故事的人

　　莫言：我还是那个讲故事的人（人物）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莫言近影

　　莫言新著《晚熟的人》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有人担心，莫言会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如今，距离莫言获诺奖已过去整整8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也已过去整整10年。近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回公众视野，再次引发读者关注，与新书有关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累计阅读量超1.7亿。

　　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莫言根植乡土，聆听四面风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他用12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世纪到当下社会，莫言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读者不禁感慨，那个“讲故事的人”又回来了。

　　“说书人”故事常新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这本蕴积了近10年的新作中，他一改一贯的故事讲述方式，在小说中注入了新鲜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还引入了全新的人物形象。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她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靠胡编乱造、添油加醋牟利。高参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其中寄寓了作者的褒贬。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远去。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常新。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将眼光转向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他说：“这些人物，有的就是我的朋友，有的甚至像我的孪生兄弟一样，是彼此的知己。这些小说里的人物跟我一起慢慢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在成长、在晚熟。这七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

　　《晚熟的人》中的故事多是莫言近几年回乡后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在莫言眼中，以知识分子还乡为视角的小说很多，其中不乏经典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至今，他的不少作品都是采用这个视角。“但这个视角本身在发生变化，第一，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自己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我的年龄大了，视野广了，我的思想是不是变深刻了很难说，但变复杂了是肯定的。另外，我的身份也变了，过去我仅仅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知名作家，因为2012年获得诺奖，我的作家身份又添加了一层更为复杂的色彩。现在再回到故乡，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比过去要丰富得多。”莫言说：“因此我觉得，‘还乡视角’虽说是旧的，但是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变了，这个视角就有了新的含义。”

　　书里书外 亦真亦假

　　《晚熟的人》延续了莫言一贯的第一人称叙事风格，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作家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让读者可以追随书中这位“莫言”的脚步，回到高密东北乡。书中的“莫言”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游客来自天南地北，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评论家李敬泽说：“《晚熟的人》同时也是关于书中叫‘莫言’的人物的故事。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作家莫言在打量着每个故事中叫‘莫言’的人物，书中的‘莫言’变成了被书写、被观看的人。我们能够看到书里叫莫言的那位，尽管可能已经是一个被历史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经典化的作家，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活动于此时此刻的人时，面对世界复杂的经验，他也会感到迟疑和困难，也会有迷惘和感叹，书中莫言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实中莫言的镜像。所有这一切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并不常见。”

　　于是，书中的人和事，亦真亦假，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他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回到写作本身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许久的莫言终于通过作品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

　　作家苏童曾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莫言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刚获奖后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但莫言并未忘记作为作家的职责所在，他说：“我一直在努力，8年来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还是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做准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莫言说：“希望能够在近几年里拿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来。如果写，肯定写的跟以前不一样，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语言也要有变化。”

　　对于自己是否打破了所谓的“诺奖魔咒”，莫言十分坦然：“要等读者来判断。”他说：“‘诺奖魔咒’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大部分的获奖作者获奖后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上的原因是获奖作家一般年龄较大，创作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有人甚至获奖后没有几年就告别了人世。但也有不少作家在获奖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获奖之后创作出《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至今还在被我们阅读的名著。”

　　回首获奖后的8年，莫言还是那个作为写作者的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