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炕桌

　　温暖的炕桌

　　李新立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院子里落下一半阳光的暗影，一半若有若无的晚霞。我和哥哥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玩猜过成百遍的猜谜游戏。比如，“一个木娃娃，亲戚来了先趴下”，谜底就是小矮桌，我们叫它炕桌。

　　在厨房做晚饭的母亲，透过窗户就能看见我们。她听见我们又在说那些谜语，念叨说：“真该做个炕桌了。”

　　炕桌是用杏木做成的。我家门前有二分左右的土地，栽了许多杨树，还有几棵槐树、榆树、杏树和桑树。每年春天来临时，杏树的枝条上绽放出一团一团的白里透红的花朵，很讨人喜欢。入冬后，伐了小林子里的一棵七扭八歪的杏树，等风干后，请木匠用它做了一副犁，三只半尺高的小板凳，还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炕桌。炕桌的桌面木料厚实，四条腿粗壮，棱角分明，母亲经常用蘸了胡麻油的布片擦拭着，桌面就逐渐泛出深重的紫光，木头的纹理也清晰可辨，显得古朴而笨拙。

　　家里来了亲戚或者客人，总是要劝他们上炕坐着，然后把炕桌摆到炕上去。大多数时间里，炕桌放在面柜上，好像一件陈设品，和那只面柜一样，虽然空着，却似乎证明我们家的家具一样也不缺，或者日子过得很滋润。不过有时我们拿它当书桌用，弟兄仨头不时碰到一起，并且各自的书也不时掉到炕上，这样就难免发生内战。更让母亲难以忍受的是，我们竟然在炕桌上面写字算数，母亲终于说：“当初没有它，你们咋写字呢？”便不再让我们使用炕桌。我们弟兄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老老实实地趴在炕沿边做作业。

　　能上炕桌的，在我的眼中，都是些美味佳肴。一天中午，我们刚吃过午饭，就来了几位亲戚。他们原本是去几十里外的集市上，为队里拉运春种的化肥，路过我们家时，想休息一会儿。母亲见多年不见的亲戚来了，十分高兴，连忙劝他们脱鞋上炕，并摆上了炕桌，还找出了一包“双羊”牌香烟劝他们抽。亲戚们围着炕桌抽烟、喝水，母亲在厨房点火为他们做饭。半小时后，厨房里透出烙油饼和油炝浆水的香味，这些香味渗透了全部空气，在院子里弥漫、飘荡。

　　这时节，我背好了书包，就在大门外站着，我要去两里远的小学上学。但是，我的脚却不由我自己支配，我无法突围从厨房里弥漫出来的气味的封锁。那些泛黄的油饼，幸福地躺在一只瓷盘子里，被母亲托着，从厨房走出走进。是的，我听到了盘子落在炕桌上的声响，听见油饼被咀嚼时发出的诱人喊叫。显然，母亲并没有发觉我还在家里，当她看见我时，吃了一惊：“你咋还不去上学啊？”我盯着地面，没有言喘，但母亲很快明白了我的心思。她转身走进屋子，给我拿来了一块我想要的东西……

　　立在面柜上的炕桌后面，会出人意料地放些糖果一类的东西。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除夕，时间尚早，但天阴着，快要黑下来的样子。两位哥哥已经提着纸糊的灯笼在院子里放鞭炮。他们把鞭炮藏起来，不让我放。我翻遍了认为有可能藏着鞭炮的地方，后来爬到面柜上，朝炕桌后面一看，意外地发现，炕桌后面放着一袋儿水果糖和一把红枣。我便偷偷拿了几颗糖，故意在哥哥眼前摆弄。果然哥哥上当了，问：“哪来的糖？”我说：“捡的。”哥哥想吃水果糖，我就提出用鞭炮交换。

　　或许，哥哥早就知道这个秘密。这个大年三十儿，我们没有像往年一样等到父亲回家。往年，父亲最迟应该在大年三十下午回来，父亲和糖果带来的气息，使每个除夕显得快乐无比。可父亲在这天却捎来口信说，领导临时安排他值班了。天完全黑了，大片大片的雪花飘了下来。我和哥哥趴在炕上静静地看着母亲。煤油灯下的母亲，显得比平常沉静了许多，她说：“过年了。”又说：“年（糖果）就在炕桌背后呢。”等听见了许可的号令，我们赤着脚跳下炕，纷纷挤到面柜前。母亲从容地从炕桌后面抓出了几袋水糖果，是那种一毛钱一包、一包十颗的水果糖。这个年因此过得有滋有味。

　　如今，好多人家不用炕桌了。来了亲戚，都坐沙发上，茶几取代了炕桌。我家的这个炕桌，一直用到2005年春天。这年，老家在北边修了一排新房子，来了亲戚，他们也不大上炕了，喜欢坐到沙发上。但这个炕桌仍然摆放在面柜上，散发着紫红色的凝重的光芒。

　　也就是这一年，带着宝贝女儿回家后，我不由得朝炕桌后面张望。这个动作让女儿莫名其妙，她问我：“爸爸，后面有什么东西？”我说：“后面有宝贝。”母亲不习惯坐沙发，仍坐在炕沿上，看着我们的举动，皱纹里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或许，我的举动，让母亲找到久违了的温暖。

　　女儿的这一夜，想必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天一亮，她就去看炕桌的后面。我的母亲，想必也是在兴奋中睡到天亮的，她早早地立在面柜前。女儿从炕桌后面取出一只还冒着热气的玉米棒子，愉快地跳了起来。

　　我看见，母亲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