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乡村的改革画卷

　　中原乡村的改革画卷

　　作者：张鲜明

　　作家李天岑又出新书了，这一次是长篇小说《三山凹》。封面上，那大红的底色，像漫天朝霞照亮了我的眼睛，心中不由得涌起阵阵暖意。书的封底，三个男人的剪影，两个站着，一个蹲着，似乎是在提前透露“剧情”。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环衬上那三行醒目的文字，似乎是在回答我们的问询——

　　一部描写中国农村改革的倾情之作；一曲走向第一个百年之巅的时代之歌；一幅斑驳世相下与不同命运博弈的现代浮世绘。

　　这已经吊足了我的胃口；接下来，我看到在书的环衬上赫然印着这样一串名字：吴义勤、邱华栋、施战军、何向阳、周大新、李佩甫。这些名字，既代表着中国文学创作的高度，也可以视作文学鉴赏的标高。这些人齐刷刷地站出来联袂推荐，想想看，这是怎样的一部书！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

　　小说的时间跨度，上自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下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当下；小说的叙事空间，从一个小山村开始，扩展至乡镇、县城甚至延伸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特区。小说取材于中原地区，讲述的是在南都市丰平县一个叫“三山凹”的山村，以张宝山和他的儿子张革儿为代表的两代基层党员，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村民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不断开拓进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建成了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精神文明、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的故事。这是一部农村改革史，也是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奋进史和乡村变迁史。书中的人物、故事、场景、细节以及书中所描绘的风俗画卷，仿佛都是从生活的河流里直接打捞上来的，水灵，鲜活，逼真，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就其纪实性而言，这部小说是完全可以当史书来读的。

　　如果从人物的角度看，则应该这样描述：小说通过对三山凹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三个农村青年柳大林、张宝山、侯子耀（白娃）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不同的命运归宿，以及这三个家庭的后代张革儿、友友、柳鹭成长过程的叙述，勾勒出一幅农村和以农村为主的小城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众生相，进而引发人们对人的命运与时代、社会、人生选择、价值取向等关系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部小说概括为“三个发小的故事”。

　　读《三山凹》的第一感觉是：好读。

　　原本想着这样一部改革题材的作品，开场的时候应该有一番涉及宏大背景的铺排；没想到，开篇竟然是一场出人意料的失败的婚礼——新娘子在半路上跟迎亲的男人跑了。本书的三个主要人物就此出场，他们分别是：欲哭无泪的“新郎”柳大林、偷了别人新娘的伴郎侯子耀（白娃），还有那打抱不平、揪着伴娘不放的山里汉子张宝山。小说在一场闹剧中展开，从而使小说呈现出戏剧性；而戏剧性，正是李天岑小说的一大特色。

　　这三个同年出生在三山凹的小伙子，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同班同学。柳大林在上学的路上崴了脚，白娃和宝山轮流背着大林上下学。大林和宝山一辈子都记得，白娃总是从家里偷来吃的与他们分享。多好的三个异姓兄弟啊，没想到，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从白娃拐走柳大林媳妇的那一刻起，三个发小第一次松开了攥在一起的手。这一次，是白娃主动松手，踏上了一条人生歧路。

　　回想那个年代，贫穷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和可怕——仅仅是一辆新飞鸽自行车就足以让一个女子在成婚的途中跑掉！贫穷，能把某些人的灵魂烧出窟窿。从这个意义上说，白娃，还有那个跟他跑掉的女人黄花琴也是值得怜悯的。小说开头的“偷婚”“跑婚”闹剧，就像是一部交响曲的序曲，勾画出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从一个侧面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这里，我们初步感受到了这部小说的深刻。

　　三个发小在人生之路上的第二次分岔，是在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1977年。这一年，柳大林和张宝山都参加了高考，而且都过了录取分数线；不同的是，柳大林被录取了，张宝山却因为没能通过政审而未被录取。对于张宝山来说，这真是造化弄人。1976年，他们三个发小因为放炮仗而在无意中引燃了公社礼堂，张宝山主动站出来顶缸；没想到，这个“污点”日后竟如此严重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家里人和村上人——包括他自己——认为是他的“命”不好，祖坟上“没有长那个蒿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命运”在坏笑。

　　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不可阻挡地吹绿了大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这就注定柳大林与张宝山在人生道路上的这一次分岔与白娃的分岔迥然不同。这一次，只是两人身份与职务不同而已，他们的手却一刻也不曾松开。这两个发小，一个大学毕业之后从政，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冲锋陷阵，凭借过人的才能、一身正气和突出业绩一步一步当上了县委书记，成了一个县域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另一个，凭着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成为三山凹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二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携手共进，创造着精彩人生。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走上歧路的白娃，私欲膨胀，变得贪婪成性，终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但柳大林和张宝山并未与他一刀两断，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三个发小终其一生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你来我往，演绎着一段爱恨情仇。

　　读完小说，封底那三个或站或蹲的身影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回想书中各色人等不同的人生轨迹和不同的命运结局，我猜想作家李天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用心，那似乎是一声深沉的叹息：时也，运也，命也！

　　先说那个“时”字。时——时代；当然，也可能是指“时运”。

　　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主人公”——时代。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的人是“走运”的，是可以“时来运转”的。譬如柳大林，曾经因为家贫，娶到半路的媳妇跟人跑了，算是“背时”之人；没想到，国家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从此改变了命运。张宝山也是这样。他高考过了录取分数线，却因“政审”不过关而未被录取，可随即改革开放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使他有了用武之地，从而创造出了精彩人生。

　　作家正是通过表现这个时代对书中人物命运深刻而美好的影响，不露痕迹却又极具说服力地书写着这个时代、歌唱着这个时代。

　　再说那个“运”字。运——命运；当然，也可以是“运命”。

　　命运不等于宿命，当它成为“运命”的时候，就是主动的人生选择、道路选择。在同一个时代，有的人“走好运”，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书中的柳大林、张宝山等；有的人则“走背运”，总是栽跟头甚至跌入深渊，如书中的白娃、闪红红、陶主任等。究其原因，还在于那个“运”字上，看你是往哪个方向去“运”，看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至此，小说完成了双重叙事的交织和两大主题的呈现：它既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壮丽画卷、中原农民开拓进取精神的颂歌，又是一部人生百态的活报剧和复杂人性的浮世绘。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包含着作家在勘破人生与人性之后的一声劝诫：走正路，做好人。这颇像老人对子女们的那一句唠叨，却是李天岑小说的一贯主题。别忘了，他可是中国“劝诫小说”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