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访诗人郭晓琦
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 ——访诗人郭晓琦
与诗人林莽合影
郭晓琦,1973年生于甘肃镇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5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甘肃省诗歌八骏之一。在《诗刊》《人民文学》《天涯》《青年文学》《清明》《山花》《芳草》等30多家文学刊物发表诗歌、散文随笔及小说作品,并多次入选《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精选》《新世纪5年诗选》《三十位诗人的十年》等多种选本。有诗作入选高中语文电子阅览教材和小学五年级《经典诵读》。曾获第十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等奖项。诗集《穿过黑夜的马灯》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参加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
“这是一位对世界充满大爱的诗人。他来自西部,善于透过西部的寻常景象发现诗意。在其气势恢宏、行云流水的文字中,闪烁着如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油画般的色彩和人性光辉。”这是著名诗歌评论家、理论家吴思敬对一位诗人的肺腑之言,这位诗人就是我省的诗歌八骏之一——郭晓琦。
郭晓琦的家乡在镇原,属于陇东地区,是华夏民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和黄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也是世界上黄土层最为深厚的地方。镇原县境内山川塬兼有,沟峁梁相间,给人雄浑苍凉之感。但缩小到郭晓琦出生的平泉塬,就不一样了。“我出生和长大的土塬,是一片平坦的、肥沃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上的平原。那时候,每到春天,塬上生机勃勃,一派春耕的景象;夏天麦浪翻滚,玉米嘎嘎拔节的声响让人痛快;秋天一场雨一层凉,一场浓雾一层霜,处处潦草处处苍黄;冬天雪花大如席,将土塬盖的严严实实……那时候,每每放学归来,并不是圈在窑洞里做作业,而是结伴去劳动,比如拾羊粪、挖草药、剜野菜、摘树叶、刮苜蓿、砍蒿草、捡麦穗等。毫无疑问,我就是土塬上的一棵草木,将根深深地扎在那片深厚的土地上,并有着连筋带肉的牵挂。所以,我的诗歌作品多数来自于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换句话说,那片土地上任何细小而卑微的事物,都是哺育我诗歌的甘甜乳汁。”郭晓琦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他的故乡。
说起真正第一次接触诗歌,是郭晓琦上了师范之后开始的。“学校有个叫《原上草》的文学社,办着一份油印报纸,笼络了一大帮有文学志向的青年学生。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热血沸腾,似乎就要写出什么惊世之作的样子。大家就是从这份《原上草》油印报纸开始写诗的。”而按郭晓琦的话说,他就是那其中一个“张牙舞爪”的、“盛气凌人”的、“目空一切”的“诗人”。郭晓琦回忆:“但是这种‘亢奋’的状态没有持续很久,直到我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再后来,结婚成家、工作变动、考虑住房等非常现实的问题,遂放弃诗歌写作数年。”
2001年,郭晓琦重新拾笔。“其实就诗歌写作而言,我之所以没有像其他爱好那样半途而废,其主要原因是,当我真正困在生活这张无形的大网中时,我需要,或者说更适合用诗歌的方式来倾述和表达。”郭晓琦说。
2007年底,郭晓琦被调到《飞天》杂志社。作为西北诗歌重镇甘肃省唯一的纯文学刊物,《飞天》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了空前的辉煌、有着巨大的影响,许多一线诗人以在《飞天》刊发诗歌为荣,她是很多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圣地。在《飞天》做了多年诗歌编辑的郭晓琦说:“《飞天》曾经创造过文学界的辉煌,在全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客观地说,成绩是与那个特殊的时代以及刊物的定位和老一辈编辑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分不开的。新世纪以来,《飞天》面临的冲击和机遇,和全国各兄弟刊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可以说是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是大坏境,不一样的是小坏境。但不管怎样,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坚守,作为编辑,就是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份来稿。”
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诗歌编辑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郭晓琦说:“我是非常幸运的,能把自己的兴趣、志业与职业、工作结合在一起,既解决了困扰绝大多数诗人的生存问题,又可以一门心思、心无旁骛地与诗歌朝夕相处。当然也有苦恼,来稿的质量良莠不齐、优秀之作匮乏、发表过程中诸多因素的掣肘等都可能使人的审美钝化、疲劳化甚至平均化,这对于个人的诗歌创作也构成了消耗和挑战。”
一首好诗歌就是文字的建筑,音乐和绘画。那么,郭晓琦拥有诗人和诗歌编辑这个双重身份,对于好的诗有什么评判标准呢?郭晓沉思片刻回答:“这个问题在诗坛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我曾注意到诗人林莽围绕这个问题提出过三个标准:‘不断退缩的地平线 ’‘必然失衡的天平 ’‘一把自己打造的尺子 ’。这三句话,值得每一个诗人关注和思考。在诗歌评判标准的变化中,我固执地认为,一首好诗歌必需要有所承担,承担起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广阔,承担起现时精神高度与深度。要能体现出写作者对广阔民生的关注,对现实生活的从容和坚守。一首好诗歌还要能挖掘出更新更深的生活背面,要有独特的体验、感悟和发现,要有理性的思考和高度的精神指向,从而给读者以深深的启迪、震撼和共鸣。一首好诗就是文字构筑在纸上的宏伟建筑,是灵魂的音乐和绘画。因此,抒情美、音乐美、意境美等等都是一首好诗的标准。”
2008年,郭晓琦应邀参加了当年的青春诗会。郭晓琦在感言中写道:“诗歌让我安静,并且渐渐地向下沉,向着苍茫大地的深处……厚重的泥土里一定有一种巨大而坚韧的力量。如果我能通过文字努力把这种力量传递到另外一些人心里、情感里,哪怕是些微的一点,我也是温暖的、幸福的。其实在放弃多年后重新又回到诗歌中,是我个人在左突右冲中找到一条适合于自己行走的道路的开始。”
2011年,郭晓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穿过黑夜的马灯》。该诗集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1年卷,收录了他2009年之前创作并发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的诗歌作品一百余首。他说:“我自己感觉,2009年之后发表的作品,相对要成熟些,数量上可以整理两本集子了。我想有机会,把这部分诗歌整理出来,算是对自己近十年来诗歌写作的一个总结。”记者在这本诗集中看到一组诗名叫《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我把山说成是穷山,把水说成是瘦水。我写下的路窄小,摇摇晃晃。我写下的阳光太毒,月光太凉,太忧伤……”,这些看似“苍白”的文字和无语凝咽的情愫,仿佛有一种浓烈的乡愁如鲠在喉,也许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千言万语聚在心头,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家乡的厚土承载了他的成长,仿佛也埋下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深情。
记者注意到,郭晓琦近些年的作品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匠人”。郭晓琦说:“我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我一直在试图用诗歌挽留一些烟火味道。我认为烟熏火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乡村生活,烟熏火燎的情感才算得上真挚和淳朴。我的家乡是华夏民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我小的时候,见过好多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乡村匠人。诸如木匠、铁匠、银匠、石匠、毡匠、骟匠、皮匠、补鞋匠、泥瓦匠、纸火匠、裁缝等,他们手艺之精湛,用现在的话说,足以让你惊爆眼球。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怀揣绝技的人已如‘神鞭’一样渐行渐远,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基于这个原因,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以诗歌为快门,为他们摄下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留存在纸张之中,或者装饰在时间的墙上。”
近些年,郭晓琦一直在诗歌上求“变”。“可能大多数熟悉我诗歌的朋友,都认为我的作品基本没什么‘变化’。但还是‘变’了,这个我心里清楚,而且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做。有时候,我会固执的认为,在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发表几组厚重的作品,要比出书更有意义。”郭晓琦说。
临别时,郭晓琦跟记者谈起了诗歌的现状。他说:“我觉得当下的诗歌呈现出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繁荣状态,这是令人欣慰的。当然,任何事物在繁荣中肯定有很多不和谐不健康的现象,诗歌艺术的发展也一样,比如奖项繁多、‘大师’满天飞等等,一些所谓的诗人,对诗歌艺术毫无敬畏之心。无疑,这让人担忧。我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本真,诗歌也让我学会并保持了真诚的本色。我生来就对文字有一种迷恋,这种迷恋让我爱上诗歌,并一直坚持至今。”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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