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里巴虫》：手机镜头里的昆虫记

　　最近三联书店推出了卢跃刚别开生面的套装新书《下里巴虫》，一本“图卷”，一本“文卷”；因为“图卷”是用苹果手机拍摄的，相较法布尔，被他的朋友称为“iPhone时代的昆虫记”。他通过摄影镜头虹霓般化入《下里巴虫》，便形成其对昆虫世界精致入微的视点、斑斓绚丽的色彩、朝暮私语的时空、曲尽其妙的细节……以及从中生发出的气象万千之生物和人文妙趣。

　　跃刚在“图卷”的“跋”中，涉笔成趣地提到一个中国成语，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这个书名的意念来源，似是作者通过博物学训练后，想提醒我们警惕认识的“形而上学”，希望“回到事物本身”？但我先要说的是“下里”乃跃刚在雅安的故土，所以他的《下里巴虫》其实就是故乡之虫、四川之虫。谓予不信，请看“文卷”之160页：“下里山坡上玉米抽穗、结子了，野麦子花开。半山腰，嗡嗡声弥漫，是蜜蜂在忙碌。你看它们的腿，两边悬挂着蜜蜡，重量肯定超过了体重，像是两颗黄色炸弹，却不妨碍它们飞来飞去采蜜。”——当然，人眼应该是看不到蜜蜂两腿蜜蜡的，跃刚能看到，是因为他戴了博物学眼镜。

　　昆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亿年前，而人类的进化史也就500万到700万年；昆虫在生物界是一个宏大存在，能占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数目的七八成——这无疑是一个博大纷纭的生命世界，然而要从中发现哪怕一点点趣味和精彩，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正如哲学家所说：“严格说来，看见东西的并不是眼睛；看见东西的是大脑和心灵。”证之跃刚的昆虫世界，哲学家确实说出了哲学道理。

　　对于跃刚这样在农村当过知青，又在山野里做过地质队员的人，追踪昆虫回到故乡后，尚且感到“昆虫之多，多有不识”，他进入故乡的昆虫世界还是靠了一群农村孩子的帮助，“他们风一样出门，回来时，玻璃瓶子里装着萤火虫，老远捧着，黑夜里像是一个个灯笼在跑；几十只笋壳虫被竹枝一扇穿着，顷刻间放在大桌子上，互相牵扯四处爬，爬呀爬呀爬不动”，喜获丰收的跃刚则以大个西瓜犒劳这些满头大汗的孩子；对于拍摄工具，跃刚探索过佳能的专业单反相机，还拍出了“网球肘”，后来用苹果智能手机，从2017年以来，抓拍了80000多张昆虫照片，“渐渐地，发现我有个本事：如何把一个平庸的午后变得意气非凡，如何把单反够不着或不屑一顾的‘桑丘’‘晴雯’‘阿西莫多’等等小人物（如蜜蜂、虎头蜂、螽斯、蚂蚱、伪金花虫、叩头虫、蠼螋、食蚜蝇、各种蝽和它们的小崽子）写进史诗；在一个散淡、无聊的夏日，甚至任何一个节气或任何一种拍摄光线，告诉你们，那里将会发生一场场美丽邂逅”，连图像研究史家李公明都认为跃刚这样的手机摄影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影像叙事学”和“图像生产的趋势”——正因为如罗素所说地“用脑”和“用心”，跃刚才能拍摄出如此妙趣横生的《下里巴虫》。

　　当然，跃刚之所以能拍摄出《下里巴虫》，更重要的内功还在他大半辈子对博物学如痴如醉的修为。邻居阿姨送给还是中学生的他一本达尔文传记《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从此如童话种子一样，生长出博物学爱好者一生的传奇。法布尔的《昆虫记》，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多是读一本薄薄的选集，而跃刚读的却是花成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200余万字的中文全译本，而且跃刚还有三套花城出版社的《昆虫记》：初版、再版和台湾远流的花城引进版，“三个版本放在三处，十多年来，每有闲暇，便取出一两篇品读”。——读到动情之处，跃刚还会掷书喟然长叹：“要是我年轻20岁，当什么鸟作家，去做博物学家。不是植物学家、昆虫学家，而是博物学家。”

　　跃刚明确反对和舍弃那种唯美的孤立的标本式昆虫拍摄，他要拍摄的是一种博物学视角下的现在进行时的昆虫，用他的话来表述就是处于一种“结构”和“关系”中的昆虫：昆虫与所处环境（山石、流水、树木、绿叶、果实、光线……及其由它们所构成的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和“关系”、昆虫与昆虫之间的“结构”和“关系”、昆虫与人（包括拍摄者）的“结构”和“关系”……正是这种“结构”和“关系”中的昆虫，组成了气象万千的昆虫世界。

　　《下里巴虫》“图卷”应该是iPhone时代对宏大的昆虫学和博物学一个“小小的贡献”；《下里巴虫》的“文卷”则可以看成“图卷”的导读和思考工具，但它也包含着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针对性和不绝如缕的启示与反思。

　　《下里巴虫》的“文卷”，在摇曳生姿的书信体叙述中，隐现着两部生动精致而又紧密交织的“小历史”：一部是作为博物学爱好者的卢跃刚的博物学爱好史，包括他与“仙女阿姨”和达尔文《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的命运奇遇，也包括他与昆虫们的那一场场美丽邂逅；另一部“小历史”，则是从亚里士多德、普林尼、林奈、达尔文、赫胥黎、洪堡、布封、法布尔到威尔逊，一部经过跃刚诗意化概括和咏叹的欧洲2300多年的昆虫学和博物学发展史——像第九封信“天不生博物学家，万古长如夜”，简直就是这部发展史的华彩乐章。

　　跃刚对文字的追求，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用功上说，都超过了对昆虫学和博物学的追求。《下里巴虫》，以整个大自然的美学基础为写作背景，书信体的自由结构，使他运用起文字来更为自由洒脱、得心应手，不时有出神入化的语言。跃刚的文字深处一贯裹挟有熔化着理性和自信的激情，如今也澎湃激荡于《下里巴虫》。

　　他的叙述和议论文字具有一种与大自然相应的秩序和灵性，就像他故乡那条从深山里流出来的陇西河，按照一种苏东坡步伐，常行于所当行，也止于不可不止，如行云流水，波光云影婀娜多姿，却也浪花跳荡激情澎湃，总之，一路才华横溢地随着山阴之路流淌。

　　“蜉蝣皆为美人儿，不食人间烟火，生命短暂不以为意，只一个‘矜持’了得；一惊一诧，皆是自我陶醉的凄美。亚里士多德和苏东坡注意到，那种凄美瞬间即逝的悲剧气质，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像这段文字，如有神力，活灵活现地镂刻出蜉蝣这种绝世昆虫。

　　跃刚强调过他要做的不是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而是博物学家，我们可以明确地判断出他的核心趣味，是在博物学根基的自然哲学上。

　　从他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算起，两千多年来，哲学家纷纷沿“形而上学”的路径，在自然之上建立起五花八门的空中楼阁和乌托邦思想，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道德律令”，摩尔的“乌托邦”……以至到了胡塞尔的时候，哲学家要呼吁我们“回到事物本身”，从常识出发——诚然，意识形态中多有主义的歧途与迷宫，但iPhone时代的互联网就没有各种程序和算法的歧途与迷宫？如果我们忘记威尔逊“生物多样性”的常识提醒，也很难说就不被互联网指令编进0和1的机械序列中。（罗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