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记忆中回归故里

　　我们都在记忆中回归故里

　　你离开得越久，越容易成为乡邻眼里的“外乡人”，到了某一时刻，会像加缪的《局外人》一样，疏远、隔阂、不知所措。

　　几乎没有人猜到我的故乡在哪里。他们总把我当成南方人，或者湖北人，因为我在武汉读过7年书。娇小柔弱大约不符合人们对西北人的想象。“裤带面”和小时候父母单位过年发“半扇羊”，就成了我讲述和炫耀的资本，它们是我对故乡最为直接的记忆。

　　后来我发现，记忆是靠不住的。比如南小巷（xiang），父母一直都把它叫南小巷（hang），以至于我在语文考试中答错了题，老爸还振振有词：明明是hang 子嘛，啥时候变成了xiang？我对这条巷子的记忆就是小学校和斜对面有个“农民商店”，去外地读书过年回来，瑟瑟发抖地挤坐在小店里的长板凳上，吃一碗凉皮，再有就是原本挺宽的巷子越来越窄，越来越乱，人车混杂，进去了很难出来，让人不喜欢。

　　弟弟的记忆全然不是这样，他对家门口的这条巷子充满深情。尽管已经搬离多年，却时不时要骑自行车，后来是开车回巷子里转一圈，说那里多热闹，多有人气，说哪个门面的羊肉泡馍、哪家的胡辣汤有多香，我在记忆里搜寻一圈，全然找不到它们的影子。

　　其实，每个人心里的故乡是不一样的，即便你们是兄弟，是乡党，对故土也会有不同的印象，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你离开得越久，越容易成为乡邻眼里的“外乡人”，到了某一时刻，会像加缪的《局外人》一样，疏远、隔阂、不知所措。

　　贾平凹在《商州又录》里说：“我写了《商州初录》……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我心中就无限欣慰。但同时悔之《初录》太是粗糙，有的地名太真，所写不正之风的，易被读者对号入座；有的字句太拙，所旨的以奇反正之意，又易被一些人误解……”

　　除了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人读出不同的意味之外，商州人对故乡的认知，恐怕也与作家多有差别。这种因不同而带来的争议，让作家“又录”了一次家乡——也不尽如此，故乡是贾平凹心里不尽的念想，它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是“一个小妞儿刚刚从鸡窝里取出新生的热蛋，眯了一只眼儿对着太阳耀”；是一只褐色的狐狸“一边走着，一边用尾巴扫着身后的脚印，悄没声地伏在一个雪堆上”；是“河对岸的一家人，门拉开的声很脆，走出一个女儿，接着又牵出一头毛驴走下来”……

　　这些写不完的情致是真的故乡吗？也许未必，可它一定是作家记忆里的家园，纵然远离，也不时回想。

　　我记得有一年，站在家的阳台上，那时城里还没那么多高楼，晴空碧日下，能看到远处秦岭的黛青山色。那叠嶂起伏的山的后面，是什么？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很大，而那时的我，都还不曾出过关中平原。

　　去山的那一边，这个念想让我急切地逃离。岂止我一个，有多少人或自觉或被迫地远离故乡？有人离开后满心牵挂，有人逃离之后，就没想再回去。可真正与故乡形同陌路的，少之又少。就连曾经绝然与故乡切断关系者——比如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最终也重返家乡，以一本《回归故里》，与故乡和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与自己和解，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我能理解那种逃离，以一种断然否定、羞于承认来斩断和故乡——它代表着曾经的过去、家庭背景、成长环境、自己所不喜欢的一切——的关联，重新塑造一种自我身份，可逃离并不代表过去的一切不复存在。“我难道不是正通过另一种方式，接受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惩罚吗？这身份一直在我体内存活着，它就是我身体的组成部分。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迪迪埃反思。

　　当然，迪迪埃的逃离纠缠着各种复杂性，不仅仅是摆脱家庭，更有着社会压迫、阶级的对抗，性别身份的认同（他是同性恋），它们缠绕在一起，具象化为“故乡”这样一个概念。

　　故乡，不仅仅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还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庭（族），你的阶层。父亲去世后，迪迪埃回到家乡兰斯。葬礼的第二天，他和母亲翻看旧照片。“这是谁？”他问母亲。“这是你父亲，你不认识他啦？可能是你太久没见他的缘故。”母亲这样解释，可迪迪埃意识到，父亲在去世前几个月，甚至前几年，就已不再是自己憎恨的那个父亲了。而人们之所以执着于对他人的憎恨，原因之一，是因为憎恨一旦消失，痛苦就会袭来。对于迪迪埃而言，“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一种进行反省的迫切欲望，我不可抑制地想要回溯时光，试图理解为什么对我来说，与父亲之间的交流如此艰难，以至于我几乎不认识他。”

　　迪迪埃想要逃离的，是社会强加于父亲身上的那种他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他曾经所处的阶层，自己所立足的世界——他的故乡。故乡给予我们一个确定自我身份的坐标，你可能不喜欢它，奋力想把它抹去，可它自始至终，不管你愿意与否，都是你未来一切的起点，你的身上，永远有着它的印记。

　　最初的、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其实是回不去的，就像你永远无法真正逃离它一样。在某一个时刻，你会突然想起它，甚至不用想。人流里，听到说普通话的人夹杂个别乡音，哪怕是一丝一缕，我都能敏感地辨别出来，心里陡然涌起一种亲切感：哦，他是我的乡党。故乡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走到眼前。

　　“或许就在某一个黄昏，我突然回头，看见了落向我家乡的夕阳。”刚过30岁，辞去乡农机管理员工作、孤身一人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刘亮程，看着太阳从城市上空落下去，落到了自己的家乡。那些被他遗忘多年，让他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小村庄，被他想了起来。“仿佛从一场睡梦中醒来，看见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此强大、饱满、鲜活地存放在身边，那是我曾经的家乡，从记忆中回来了。”

　　于是，就写了近十年，有了那一本反反复复被出版、被阅读的《一个人的村庄》。

　　《回归故里》中，迪迪埃引用了一位作家的话：拒绝回归，便是拒绝自己、拒绝生命本身。刘亮程说：“我们都有一个土地上的家乡和精神中的故乡。当那个能够找到名字、找到一条道路回去的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远去时，我们心中已经铸就出一个不会改变的故乡。而那个故乡，便是我和这个世界的相互拥有。”（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