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房子

　　马超和 笔名路杉，《中国乡村》《中国劳动保障报》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百余篇。

　　乡下，我们还有一院平房，前墙是砖砌的，后墙是黄土夯的，隔墙是土坯砌的，前墙外贴瓷砖，松木的门框门扇，不锈钢的窗户。女儿说：“那是爷爷的房子”。我看着她稚嫩的脸庞，尽管很不情愿，可还是点了点头。我在县城工作、生活，距离彼处七十多公里，好在一水儿的柏油路，方向盘在手，也就个把小时的事儿。但有机会，我都要回去。因为这个原因，在外墙醒目位置，它没被盖上“长期闲置”的印戳。

　　在乡下，一直以来，房子是一个男人、一个家庭绝对的脸面。这房子就是父亲曾经的脸面。在这个六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父亲的房子“颜值”普普通通，并不能作为他在人前面泛红光、声若洪钟的资本，充其量只是让他自己跟旁人不会觉得他比别人矮上一截。

　　每到乡下，我喜欢跟熟悉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拉拉家常，看看熟悉的一草一木，心情很舒畅。父亲的房子是有魔力的——某些时候，我身处其间，即便心上有些许烦闷，眉头不会深锁，表情不会凝固。孩子满街跑，你根本不用出于担心而大呼小叫——没有疾驰的车辆，没有生疏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崇岭深壑，最多也就是衣服上蹭些儿灰土，有什么妨害呢！父亲总说，孩子在城里难得接触泥土，在乡野里跑跑，多接接地气，好处多多。

　　父亲盖过两次房。第一次盖房时，他还没有结婚，第二次盖房则是在我参加工作之后，他年过五十。两次盖房，虽然间隔了二十多年，但对于父亲来说，手头拮据的情致是相同的。那些年月，张罗着盖一院房子，可不轻省：凡事须亲力亲为，打地基、脱土坯、伐檩椽、编房席，耗时且费力，绝对是要脱层皮的。庄稼人谁没有点力气，然而，很多时候，让人为难的是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绝不是无底线夸大。有些事情，尽管老话新词讲得通透，却是未曾经历过，永远也无法体会其真味的。我能体会父亲对自己盖起来的房子的感情，毕竟我也有过节衣缩食买房的经历。回想起其中的一些细节，我的眼睛不由地发酸。跟父亲相比，我的起点要高得多——我站在他坚强有力的肩膀上，我所经历的困苦自然要少得多。

　　我坚信，父亲将自己的气性，以及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揉入每一块土坯、每一抹墙泥。因此，它倔强地面对风雨，没有丝毫退缩和妥协的迹象，它倨傲的姿态让我总觉得有一缕感伤在心头徘徊，挥之不去。房子是有生命的。夜晚，躺在土炕上，在黑暗里细细思谋过往与之相关的点点滴滴，这难道不是一种交流！躺在经过简单打扫的土炕上，我仿佛还能感受到往日坐卧的余温。它似乎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制我身体里的不安分因子，我不会辗转反侧，睡得甚是香甜。走过许多地方，能让人如此觉得真正踏实的地儿不多。

　　锁子认真地看守着一切。然而，在我看来，那泛着锈迹的锁子绝对不是什么受人待见的物事——冷面相向的沉默本就是一种狰狞。搁置在院子一角的那些木头，没有合适的用途，也没有找到妥当的去处，经过暴烈的阳光的照射，开裂，外表苍白，如久病之人。房子若是不住人，气象通常很糟。房顶上或许会长出几棵草，可能是灰条，可能是蒲公英，也可能是“洋扫帚”，都是地头上常见的。那种子或许是从经行的鸟雀的喙中掉落的，或许是哪一阵狂风挟带来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竟然在烈日的瞪视下萌发了，并且出落得亭亭玉立。尽管它们的生命周期不一定完整，但它们总能坚持到最后一息。因为这个原因，在过往的岁月里，尽管我跟它们有着颇多纠葛，但我还是挺疼惜它们的。

　　院子里，泥土裸露处会冒出几棵蒿子。被我们唤作“臭蒿子”的它们通体散发着一种别致的气息，让人难生亲近之心。它们通常生活在荒滩野地里，此处尽管毗邻荒芜的沙地，但它们的出现，应该也蕴含着一段机缘巧合。不管怎么说，跟房顶的灰条、蒲公英、“洋扫帚”相比，它们的生存条件要优渥得多，更何况它们本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再加上没有外部力量侵害，它们长得很是旺盛，大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和气势。

　　麻雀和燕子喜欢在檐下的电线上小憩。纵然是生性聒噪的麻雀，有时也会很享受清静。它们用平和的目光交流，梳理各自的愉悦。本性不会被压制太久，它们不会总是相安无事，偶尔也会发生争执。如果在数量上没有绝对优势，燕子难免落于下风。常言道，水火无情。麻雀、燕子亦是。不过，跟人相比，它们的应对方式要率性随意得多。排泄物从“高空”跌落到水泥台阶上，天长日久，竟然掩盖了它本来的色彩。

　　雨的确有些稀罕。雨下得久一些，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屋顶难免会有渗漏。我们将之视为雨做的一桩俏皮事，不一定非要搜腾出锅碗瓢盆，摆开架势去接。滴答，滴答，那声音执着地敲击着耳膜，承担着生活重压的人们，纵然心胸阔大，又有谁会将它作为小夜曲去对待呢！

　　外墙墙根处的夯土剥落得厉害。除了自然力的作用，昆虫的活动也不容忽视：它们视其为乐园，自是用心经营，于是，蛛丝马迹比比皆是。室内，墙上的石灰出现了鼓胀，墙角处还有抹淡淡的粉屑。每隔一段时间回去，总会看见地板上横陈着一些没有明显缺残的昆虫尸体。我不知道将它们推向如此结局的，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还是其他什么不为人知的因素。

　　院门前有两三棵榆树、五六株枣树。它们紧挨着沟渠，早些年，沟渠里隔三差五淌水，它们活得倒也滋润。沟渠成为摆设之后，它们的处境一落千丈，甚是艰难，展现给人的是树梢枯干、枝叶稀疏的形象。这就像人，养尊处优惯了，猛地被打落凡尘，难免一时回不过味、缓不过劲。父亲不愿意看着它们枯死，毕竟它们都是在他的注视下成长起来的。唯一的办法是用塑胶管接通屋里的自来水去浇灌。只是用自来水浇灌，每年势必会增加二三百元水费。二三百元，在父亲看来，自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却也只能让它们展露些许生气，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困局。父亲觉得不值当。对于父亲这种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用血汗换取微薄收入的人而言，这样算账无可厚非。每次回去，我都固执地拉扯出水管，接通自来水浇灌它们。我希望它们活着。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只是希望自己偶尔回去时，不至于满目荒凉，不至于悲怆得不可名状——不惑之年，不再为衣食挂怀，名利也看得淡了，有什么比心情舒畅更重要呢！

　　事实上，每一栋“父亲的房子”都有着厚重的底蕴。它们沉淀着只可追怀的欢愉。我们的父辈会跟“父亲的房子”一样不可逆转地老去，房子或许只是他们临近退场时刻的一种寄托。我所想传达的就是，善待他们所剩无多的时光，善待他们奋力拼搏的人生。

　　□马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