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奠基者——向达

　　“敦煌学”的奠基者——向达

　　向达与夫人郑宜君

　　向达刊发在《大公报》的文章

　　向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学家。1935年他赴欧洲，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书籍著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和工作，其间抄录了大量有关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向达又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的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1937年末，他又访问了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的科学院和博物馆，考察了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大量文物藏品。在巴黎期间，他还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

　　向达把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敦煌卷子都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后来，他据此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为国内新兴的敦煌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8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回到了正在遭受日寇侵略的袓国。回国后，他又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等，他曾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

　　向达先生曾先后两次考察敦煌，第一次是在1942年4月，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大并担任历史考古组主任。在这次考察中，他在给友人、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的信件中讲述了他第一次看到敦煌莫高窟时的激动心情，同时对于莫高窟受到自然和人为的毁坏而感到痛心。他用三天的时间写成了一万多字、此后对敦煌学有重大影响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署名“方回”寄给了傅斯年，后经傅斯年推荐，在重庆的《大公报》连载发表，文中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此文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推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成立。研究所成立后，常书鸿任所长。这也开启了“敦煌学”长流不息的渊源。樊锦诗后来也撰文称：“他（向达）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保护和管理的具体建议，被后来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采纳，成为敦煌石窟保护和管理的参照。向达提出的‘不可轻易剥离壁画’的主张，也是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在壁画保护和管理中一直恪守的纪律和原则。”

　　在敦煌期间，向达不顾隆冬酷寒，呵指笔录，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外，还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即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俗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两关的考证系两度亲自踏勘汉代玉门、阳关故址的结果，不同于书斋中仅从文献进行考据之作。向达以科学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因此他被誉为开创“敦煌学”的先驱。

　　向达初到莫高窟时，张大千正带领子侄、门人在那里临摹壁画，由于时值抗战期间，经费极为紧张，向达所在的考察团生活清苦。当时担任资源委员会代理主任的何廉也在敦煌莫高窟考察参观，后来他在《何廉回忆录》中写道：“在千佛洞，庙宇分成两部，一部份留供旅客使用，我们在那里时，成为我们的公共住所；另一部分，当时由美术家张大千包下，他在那里临摹壁画。他不但偕妻子同来，带来名厨，还雇了四个喇嘛为他临摹的壁画着色。而且由于他很闻名，同时又是许多达官贵人的挚友，每隔一两天便能用马车从敦煌运来新鲜的供应。相反，我遇到另一个知名人士——向达，一个来研究千佛洞历史的史学家，情况就大不相同。可怜的向达，孑然一身，生活穷困简单，住在为一般旅客所安排的屋子里，和我们的床铺挤在一起。”也许何廉看向达生活极为清苦，所以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何廉“将带到千佛洞的一切没用过的食物送给向达。”

　　而且向达与张大千的结识还是经何廉介绍的，因为何廉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和他（向达）素来相识，将他介绍给张大千。当我们在那里时，张请我们大家吃饭，我们分享了他的厨子烹调的佳肴。”

　　第二次赴敦煌考察是在1943年，向达担任由中央研究院、博物馆、中国地理研究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共同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组长，夏鼐、阎文儒为成员。考古组原计划1943年9月出发，可是临行前，夏鼐先生因生病不得不推迟半年，向达先生直至1944年3月21日才由重庆飞抵兰州。

　　就在向达到达兰州后，他还应甘肃科学教育馆之邀，于4月2日在陇西路南口（今省政协家属院）附近的大礼堂举办了题为“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上之地位”的演讲。下午两点半，著名化学史家、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袁翰青向与会者介绍了向达的简历后，向达在大家的鼓掌声中登台讲演。

　　因当天正好是星期天，所以兰州市各机关代表，以及市民共约1200余人到场聆听了向达的演进。

　　向达的演讲共分为四部分：一、敦煌时代之背景；二、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三、敦煌佛教艺术在中国艺术上之地位；四、总纶。4月3日的《甘肃民国日报》对此演讲作了报道：“向氏声音低微，而听众对于敦煌佛教艺术研究之心切，故能静心听讲，会场情绪颇佳，于四时许散会。”

　　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一位18岁的青年学子在台下也聆听了向达的演讲，并对向达的演讲做了3000余字的详细记录，整理后在《甘肃民国日报》进行连载刊发，这位青年学子就是后任兰州大学外语教授的水天明。

　　最后向达在这次演讲的总纶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向来是博大的，善于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喜以自己的文化，陶冶他人。他举例说印度《罗摩衍那》史诗中，记有一个王子为父放逐，其妃甚美，为楞迦嵬国魔王以风摄去，有一猴王拯救之，这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很相像，是印度文化影响于中国文学的一例。另外，向达又指出日本平安朝的文化，完全模仿唐文化，而其平假名，片假名的文字，也从我国传去，这是以文化陶冶别人。向达慷慨激昂地说：凡此种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因为时时吐故纳新，血液上起新陈代谢的作用，因此能历千载而常新不老。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从敦煌佛教艺术中也可窥见一斑。亦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先民这一种博大的精神。

　　时光荏苒，距这次演讲，时间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向达提出的观点，在新时期依然不无鼓舞作用，同时也被磨砺的熠熠生辉。

　　□高羔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