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古今中外法，学术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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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初版的《修辞学发凡》。图片由作者提供

　　陈望道与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青年教师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同心同行】

　　学人小传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早年求学于金华中学、之江大学。1915年年初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和东京物理学校；1919年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当年夏回国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同时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8月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曾受陈独秀委托任《新青年》杂志主编。1920年起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任教授，其中在复旦大学任教近五十年，1952年10月起任复旦大学校长至去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常务委员。曾任《辞海》总主编。著有《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因明学》《文法简论》等，译作甚丰，其论著译述结集于即将出版的《陈望道文存全编》（12卷）。

　　陈望道先生是教育名家，也是学术大师。他平生立足于学校教育而尽心于学术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陈望道在1920年8月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同时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在中共一大后出任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首任书记。他一生秉持革命信仰，始终以“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为己任。

　　立志

　　陈望道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岁末（1891年1月）。那个年代，清王朝走向没落衰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宰割，社会灾难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一批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而奋起斗争。少年陈望道感受着时代的风云，从小就抱有强国富民的情怀，渴望多学知识，用自己的力量报国救民。这样，爱国为民、追求社会进步就成为他一生的自觉担当。

　　陈望道早年在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修习数理化，又在之江大学攻读英文、数学；在之江大学求学期间，就发表了四篇讨论数学问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欧美的科学发达，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不得不借重欧美科学”（《自述》），于是，发奋努力，为赴欧美留学作学业上的准备。可是，他没有去成欧美而是到了日本。他在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和东京物理学校，从文史哲到数理化均加以研习，还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而后，“从一时泛览无所归，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通过阅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思想上“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是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这样的新认知使他逐步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也使他把自己的学业志向确立于研究社会科学。于是，他启用了新的名字“望道”——追求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之道。

　　陈望道研究社会科学而又要以中国语文为中心，是因为他感到恰当地使用语言文字，也就是正确地掌握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于启发民智和思想解放是极端重要的。他认为：“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上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可以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希望社会生活逐渐进步，趋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确和适当。”而“在现代中国，有很多语文问题没有解决”。他把研究和解决这些语文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他说：“我们认定语文建设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个部门，而且是一个基本部门。这个部门的建设工作做得有成就没有成就就会影响别个部门建设工作的容易不容易，甚而至于可能不可能。”所以愿意为“这好像容易其实艰难、好像卑微其实伟大的工作”付出自己的努力。这些都表露了陈望道术业专攻语文的本心。

　　陈望道对中国语文在20世纪时代演进中发生的民族语言共同化（建设和推广普通话）、文体口语化（建设白话文）、书写简便化（汉字简化）和注音字母化（汉语拼音）等语文现代化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业绩，尤其在语法学和修辞学的研究上有所开拓创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富有价值的成果。

　　诚然，陈望道的学问以语言学研究为重心，也以此最负盛名，但是他的视野又始终放眼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他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法学、因明（逻辑）学、美学、文艺学、新闻学等学科都加涉猎，都有业绩，而且在诸多方面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究。

　　倡新

　　陈望道一生始终站在进步思潮的前头，也一直立足于学术研究的前沿。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行者，陈望道大力提倡白话文，积极推动中文书面语的改革。1918年他发表《标点之革新》（1918年《学艺》第3卷），明确主张引进西式标点来破除“文不加点”的旧传统；接着又发表系列文章，从学理与实践上对新式标点的使用作了充分的研究和说明，有力地促进了中文新式标点的确立和推行。

　　1919年，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采用新的教材和新的方法教白话文、教注音字母、教新式标点。这样的语文教育改革引发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却为保守当局所不容，他就离职回乡，从事《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问世，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为中国革命引进了理论指南，同时也在话语建构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恩格斯说“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陈望道知难而进，相当成功地运用新兴的白话文完成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的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陈译本于1920年至1938年能在华夏大地广为传播，当是得力于其译出语言的中国化、大众化。这堪称当年白话文运动的一项光辉业绩。

　　1922年3月，他出版了《作文法讲义》。在白话文兴起的当时，为了导引青年人写好文章，也为使翻译文章翻得不生硬，他编写了这部讲义，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论说了作文的原理和方法。刘大白称之为“中国有系统的作文法书底第一部”。

　　1927年，他出版的《美学概论》（丰子恺用作教材），被誉为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探索美学之作。他从1921年起就发表美学文章，至1939年还翻译了卢那卡尔斯基的《实证美学的基础》，这些都是我国现代美学开创时期的重要成果。而他关于美学作为“说明科学”而非“哲学”的研究思路于今天也不无参考价值。

　　1931年，他出版的《因明学》（后改名《因明学概论》重版）也是别开生面：不但是第一本用白话文说解“因明”的著作，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本摆脱佛教玄意而作出合乎学理说解“因明”的著作；同时，又把“因明”与“逻辑”相比较，点明逻辑讲的是思维法则，因明是“探究主客观往复论辩的法则”。陈望道说此书是给青年人“以为阅读及实习论辩文体之助”而写的。

　　1932年，陈望道所著《修辞学发凡》问世，这是第一部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系统的修辞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发凡》最早引进和运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修辞学研究中确立“以语言为本位”的观念，从而指明了修辞研究的语言学性质。《发凡》创立了题旨情境说，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理论纲领，这是与现代语境学的理论相通相应的。《发凡》建构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修辞学体系，提出了修辞的“零度”概念；对汉语辞格首次作了全面系统的阐明。《发凡》对语文体式及其风格类型进行了概略而有启迪的探讨。这样，陈望道融合中外、贯通古今、创新理论、缔造体系，完成了中国传统修辞学向现代修辞学的转变，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拓了路向。

　　1934年，面对“文言复兴、废止白话”的逆流，陈望道第一个提出不能被动地来保卫白话（因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开始偏离群众的活语言），而要以倡行比白话文更进一步的“大众语”来抗击这股逆流，并与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曹聚仁、乐嗣炳、傅东华等12位文化人士一起发动“大众语”讨论。在讨论中，陈望道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大众语论》等系列文章，提出要建设的“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讨论一展开，“废止白话”的势力就溃不成军，而且从此在华夏大地再也泛不起“文言复兴”的风浪了。可以说这是白话文取得最终胜利的一战。关于建设大众语的讨论，则是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积极方面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其消极方面的评判和纠正；同时也为普通话建设和中文拼音化作了导引。胡愈之对此评价：“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同志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这就是大众语运动和他所主编的《太白》……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望道同志和鲁迅在同一战线上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在30年代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搏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一败涂地’，人民的觉悟大提高，陈望道同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1935年，陈望道创刊和主编《太白》杂志作为实践大众语的园地。于此首倡将“手头字”（简化汉字）在杂志上正式刊行；又开辟“科学小品”专栏，由此第一个确立了“科学小品”这种新文体。

　　1938年，陈望道发动和组织了中国语法学史上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参加讨论的有金兆梓、方光焘、傅东华、张世禄等学者，历时四年。陈望道把讨论的文章辑集为《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43年出版），提供了一部有历史价值的语法文献。他在讨论中撰写了十多篇文章，作出了“文法是语文组织的规律”的新定义；力图突破以形态为中心的西洋语法学理论；于是，第一个提出用功能观点研究汉语语法的主张。语言学家胡明扬评价：“陈望道先生在那次讨论中充分显示了他当时和国外语言理论发展同步的理论素养，特别是在讨论词类问题时娴熟地运用了索绪尔关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经典理论来解决由于汉语缺乏形态而引起的划分词类的种种困难”，发表了“重要的高屋建瓴、发人深省的理论见解”。这主要指的就是陈望道提出的功能说，即功能是词类区分的准据和分析语法组织的基点。后来他又对此不断加以阐发，使所说更臻完备。陈望道的功能说成为20世纪我国语法研究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

　　陈望道被誉为“记者之师”（于右任语）。1945年，他作为我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通过募捐在大学里建造起了第一个“新闻馆”作为新闻教学的实践基地，以贯彻他的“好学力行”的新闻教育思想。在后来的院系调整中，他为保存复旦大学新闻教育的基业作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1955年，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他第一个提出如何对“普通话”作科学的表述。会议文件最初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陈望道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妥，有逻辑错误，按这个规定，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如此给普通话下定义，恰恰取消了普通话。他的意见得到中央和专家们的重视，于是由胡乔木紧急召开专家座谈会，请陈望道陈述自己的见解；经过讨论，明确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后来又加上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内容。关于“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陈望道则作了“即经过书面语加工了的北方话”的具体说明。

　　1962年，《辞海》原主编舒新城逝世后，陈望道接任主编。此时，《辞海》编纂进入新的整合阶段。他确立和贯彻分科主编负责制，即给予各学科专家以充分的话语权；他坚持重视《辞海》的科学性，对编写质量立下经典性的要求：没有外行话；没有外行完全看不懂的话。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为中国规模性百科词典的编纂出版揭开了新的一页。

　　“文革”中，陈望道处境很困难，但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的思考。暮岁之际，他先是发表了关于现代汉语单位词和探讨汉语提带复合谓语两项研究成果，接着又在病榻上进行了《修辞学发凡》重印的修订，更是完成了遗著《文法简论》的定稿。

　　求化

　　关于学术，陈望道说，“学就是原理，术就是应用”。研究科学原理，是对真理的追求；应用科学原理进行实践，就可以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陈望道总是从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语文生活需要解决的问题着眼来做学问，但他绝不会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更不会曲学阿世，使学术功利化、低俗化。《修辞学发凡》历十余年而成书，《文法简论》也是积累了几十年的思考，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正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精神——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功利。

　　陈望道治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辩证地对待中与外、古与今、破与立、事实与理论、继承与创新等关系，致力于融通古今中外，进行学术创新。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中，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后来，他又多次阐说，“我们研究语文，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而“问题在于要能‘化’。我们讲语言学研究的中国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使“我们的研究有我们自己的样子”。陈望道所倡行的这种学术取向，或许可以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学术中国化”。

　　陈望道说：“科学的基本态度是实事求是，以事实验证学说，从事实缔造学说。即使想要改革事实，也要从事实出发，从事实里面探求改革的方案。”他一再强调，研究汉语的规律，要从汉语本身的事实出发，决不可用外国的或古代的成说成论出发。如不能用西方语法的“形态”理论来套汉语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被国内学术界奉为经典，陈望道当时就指出其关于语法的定义（词的变化规则及用词造句的规则的综合）并不适用于汉语。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少人主张修辞学有阶级性，陈望道则从修辞学的事实出发，明确提出“不要从修辞学中去强调阶级性”，表示自己在学科里不讲阶级性。这表现了他不唯上、不媚俗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学术勇气。

　　“古今中外法”有助于克服学术研究上的片面性和门户之见。正如陈望道所言，五四以后，在文化学术界常有中外派和古今派的对立。通外文的，讲中外就会“据外论中”乃至“以外律中”；通古学的，讲古今就会“据古论今”乃至“以古律今”。外国的今学与中国的古学，方法既相差很远，思想基础也不相同，难以汇合。陈望道则提倡把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从同一个实际出发，用新的原则和方法将两派合流成“古今中外派”。这样，也就自然形成“古今中外法”，而可以在文化学术上避免“崇洋”和“复古”的偏颇。在文法革新讨论中也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偏向于中国古说，一种偏向于外国今学，而陈望道对于不同倾向的意见从不简单否定，或绝对肯定，而是以“古今中外法”分析其中各别有用的东西，融合不同意见而提出比较全面的看法，所论就比较“平允周致”（叶圣陶语），而日本学术界的朋友评价文法革新讨论中“陈望道的论文最为精彩”（见王立达《汉语研究小史》），大概也是有见于此。诚然，陈望道的功能说也正是诞生于这种古今中外法之中，至于他修辞学体系的建立，也正是体现了他对古今中外法的成功运用。修辞学史名家郑子瑜评价：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建立过程中，陈望道是真正采用科学方法“彻底将中国修辞学加以革新，把中国各种修辞现象做过归纳功夫，写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的”第一位修辞学家。又在分析说明陈望道在修辞学上撷取吸纳一部分外国研究成果后指出“陈氏的修辞学仍旧是他自己的修辞学”，“同时也是中国的修辞学”。正是这样，陈望道对古今中外法的运用，绝不是古董、洋货的片段杂陈，而是融通中外古今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劳动。可以说，“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创造法和革新法。

　　陈望道提出语言学研究中国化，是有感于当时的“普通语言学”大都是以西方语言为中心而立论的，而缺乏对汉语特点的认知和概括；而有些人还用这些理论来套汉语，研究汉语却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及其术语系统里乱翻跟头。所以，他认为探讨汉语的本质特点，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术语系统，就是要“中国化”，而这样我国的语言学才能“较快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学术中国化，是“古今中外法”可以和能够达到的一种学术“化”境，即其学术形态是“我们自己的样子”，也就是说其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是我们自主建构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生的学术论著如《作文法讲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都是追求这种化境的成果。当然，学术中国化或说本土化、民族化，并非是、也不可以是简单地回归原来的旧传统，而是要在传承中作与时俱进的革新，更要具有国际视野和时代精神。所以，陈望道先生说：“学术上闭关自守不求新知是行不通的，而盲目崇洋照抄照搬也是不行的。”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现代国际文化，与此同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仍在发展。我们所期待、所追求的是文化学术上国际化与民族化的接合与融通、现代和传统的接合与融通。陈望道先生的学术研究取向，正是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启发和导引。

　　（作者：陈光磊，系陈望道指导的1962级研究生，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