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经典的现代价值

　　唐诗经典的现代价值

　　河南巩义的杜甫故里（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魏景波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兼任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陕西师范大学基地专家，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参编教材四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若干。

　　唐诗何以成为经典

　　今天讲座的框架，首先是从唐诗何以成为经典开始。

　　从数量上来看，有唐一代诗歌的汇编要从清代所编的《全唐诗》谈起，号称“御制”的清编《全唐诗》是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诏在扬州设立全唐诗局，拣选了当时以彭定求为首的10位在籍翰林编选而成的。他们编修这部书非常仓促，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修成了，总共得诗48900余首，涉及2200多人。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不是特别准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重新进行统计，为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不包括神仙鬼怪类）。自《全唐诗》诞生以来，随着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加强，很多流传在海外的域外汉籍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在这些文物和这些流传的古籍里，学者们又发现了很多《全唐诗》未收录的唐诗，据陈尚君先生估计，唐诗（包含五代）存世数量约53000首，作者约3000人。这组数字，远远地超过了从《诗经》以来到隋朝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部诗歌的总和：唐以前的诗我们统称为先唐诗，存诗总量还不到10000首，涉及作者1000余人。我们所说的唐诗一般是指唐五代诗，一般把五代作为唐代的一个延续，也就是说唐诗的规模是唐前诗歌的5倍，唐代诗人的规模也是唐前诗人数量的3倍。

　　在作者方面，上至帝王将相，下到三教九流，很多人都有诗作传世。唐代二十位帝王中有十五位的诗作传世，从政治上来讲最有名的就是唐太宗和唐玄宗，他们两位的诗也都写得非常好，玄宗有一首诗还入选了《唐诗三百首》，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写过《帝京篇》，描写大唐首都长安的巍峨气象。其余的中宗、宣宗、昭宗诗作也都还不错。其实，写诗几乎成为当时唐朝全民性的文艺活动，各行各业都有诗作传世，甚至不乏无名氏的精彩诗作留了下来。1980年代在湖南长沙望城地区铜官窑古镇发掘出土的大唐元和年间瓷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诗虽作者已不可考，但是如今流传仍旧很广。这首诗其实源自佛教的一首偈语：“身生智未生，智生身已老。身恨智生迟，智恨身生早。”它本是一首哲理诗，而唐朝底层民众把它改编成了一首爱情诗，并在唐代流传。再比如张说、张九龄等人，既是一代名相，也是文坛的领袖、著名诗人。因此，从作者的身份、诗作的数量和诗人的数量上来看，唐代诗歌都达到了一个极其辉煌的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

　　当然，数量仅仅是一个侧面。《全宋诗》收录诗歌二十多万首，是《全唐诗》的四至五倍。清代诗歌就更多了，乾隆皇帝一人就写了四万多首诗。唐诗之所以成为古代文学的经典，主要是因为它的艺术造诣登峰造极。那个伟大的时代不仅诞生了李、杜这样的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而且还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名家，比如初唐四杰、王孟、高岑、晚唐的小李杜等。

　　不仅如此，唐诗的风格也是非常多样的，既有像杜甫这样描写现实的伟大诗人，也有李白这样风格比较浪漫的诗人，同时还有一些深受禅宗思想濡染的诗人。而且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的发展，在唐代都达到一个全盛时期。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切好诗，到唐代已经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我揣摩鲁迅先生此话之意，大约是如今的我们如果想写诗抒发胸中之意的时候，不妨直接引用一首唐朝诗人的诗即可，不必亲自操刀了。

　　我们说唐诗之所以经典，除了它本身成就辉煌、内涵丰富、体裁多样、内容完备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典是要经过长时间检验的，而唐诗具有强大的时间穿透性。盘点古今中外文学史，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作家作品在其当时名气很大，但是随着岁月变迁，逐渐光华不再甚至湮没不闻；而另外一些经典作家作品，虽然可能在其时代难觅知音，却可以随着历史的发展，获得再度的阐释，最终赢得“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位。

　　北宋文学家苏轼曾有一篇《书子美屏迹诗》，他把杜甫的《屏迹》诗二首抄了一遍，然后自称：“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有人问他：“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苏轼回应说，诗虽然是杜甫写的，但是他看此诗“字字皆居士实录，是则居士诗也”，也就是说杜甫诗的每一个字都写到他心头了。所以苏轼说，此诗是杜甫诗，也是他苏轼的诗。“子美安得禁吾有哉？”苏轼和杜甫这两位文坛巨匠，虽然相距300多年，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诗歌这个媒介，进行“云端的对话”。从后世角度来看，似乎苏轼当年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匮乏，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经典诗歌在流传过程之中，能够让很多读者与作者进行隔空对话，发生心灵共鸣。

　　经典在流传过程之中，会得到不断的阐释和接受，会融入很多时代因素，成为作者和读者的一个公共空间，作者在写的时候就会留下空白，等着读者去填充。读者在读一首诗的时候，在某一个时间的节点，忽然之间豁然开朗，领悟到诗歌的真谛，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和作者发生了共鸣，这就是接受文学传播过程之中的时间穿越性。《红楼梦》中有“香菱学诗”片段，黛玉给香菱推荐“诗歌教科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也就是先把王维的诗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因为杜甫的七言律诗在盛唐以后是出类拔萃的，“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李白的七绝是黛玉给香菱指定的第三本教科书。黛玉认为，有了这三本“教科书”垫底，再往上追溯读陶渊明的诗，读庾信、鲍照的诗，就有基础了，再过一段时间经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香菱就可以成为诗翁了。这一段观点，不仅是曹雪芹的观点，也是清代的很多作家、学者共同的观点。所以宋元明清以来，无数的诗歌读者，包括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他们在进行评论的时候以唐诗为主要的评论对象。而他们在学习诗歌，就像书法临摹一样在临帖的时候，也是以唐诗为榜样。所以唐诗一千多年来，从唐代传到今天，是一代一代的读者不断努力，不断经典化的过程。

　　唐诗在经典化的过程之中，不仅有时间的穿越性，而且有空间的跨越性，成为全人类、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很多外国读者接触过唐诗。唐代有众多来自域外的遣唐使来华学习，他们不仅学了唐朝的文化、法律，也带走了唐朝的诗歌。到了今天，欧美仍有很多汉学家研究唐诗、学习唐诗。

　　唐诗的认识价值

　　下面我们来看唐诗的价值。

　　首先是唐诗的认识价值，我们读唐诗的时候，可以体会到唐代时代精神的再现。杜甫当年在西南漂泊的时候，写过一首追忆性的诗《忆昔》，杜甫是长在“开元世”的一个作家，他深情地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盛唐不仅在经济上达到了繁荣昌盛，在政治、文化、军事、交通等各方面都体现了盛世之光，所以我们通过唐诗可以回望唐朝。

　　盛唐时期诗歌评论家殷璠留下了一本诗歌选集——《河岳英灵集》。《河岳英灵集》里面抄录了王湾的一首诗，原题是《江南意》，后来题目改成了《次北固山下》。中间有两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我认为，这两句诗特别能够概括盛唐的时代精神，诗人把旭日残夜、早春旧年、新旧事物交替，新事物欣欣向荣的气象，通过诗意的笔墨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当时的宰相张燕公张说就把这首诗题写在政事堂，也就是宰相的办公机关，他跟同僚属下说，这样的诗才是好诗，“每示能文，令为楷式”。这首诗不仅反映了王湾对时代精神的描绘，其实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群体认同。明朝胡应麟的《诗薮》中评价时代精神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用了一个很有名的论断，他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三句诗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紧接着话锋一转，“而盛、中、晚界限斩然”，虽然三首都是好诗，但是它们蕴含的时代精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总结说：“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这里的“文章”是指广义的文学作品，它不是仅靠作家自身的能力就能左右的，它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所以我们读唐诗的时候，其实不仅是读单个作家的作品，也是在读一个时代的精神折射。唐代正处于古代中华文化的上升期，它的可塑性、包容性都在这个时期的诗歌中有所体现。

　　其次，我们还可通过唐诗了解那些性格丰富多彩的唐代士人形象。

　　比如说盛唐的三大诗人李白、王维与杜甫，李白和杜甫有过密切的交往，杜甫和王维也有密切的交往。李白号称“诗仙”，他受道家及道教思想影响较大，其诗歌里充满了虚构。杜甫号称“诗圣”，他的夫子自道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注释过《左传》，是晋朝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是杜甫心中的偶像，也是杜甫思想的源泉。而王维，名维字摩诘，他的名和字连起来的“维摩诘”，是佛教中一位著名居士的名字。王维的诗歌充满了禅意，人称“诗佛”。唐代不同的作家，不同的诗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爱好来选取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思想倾向，所以我们可以从唐诗中了解盛唐时代乃至整个唐朝三千多位诗人丰富具体、个性鲜明的形象。

　　再次，我们还要谈一谈唐诗对长安的写照。我们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长安是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最壮丽的都城，人口有一百万之多，是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唐诗里有很多关于长安的诗篇。唐朝大多数诗人都来过长安。或是漫游或是进京赶考，他们千里迢迢来到长安，这里不仅是诗歌的创作中心，也是诗歌的传播中心，当时的文人之间进行一些活动，比如诗歌传唱、诗歌沙龙、赛诗等活动。唐代诗人通常有读书、漫游、科举“人生三部曲”：早年苦读圣贤之书，弱冠之后漫游天下，结交天下豪杰；既有理论的积累也有社会的历练之后，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进入仕途。而这三部曲中的漫游和科举，都是以长安为中心的，所以“名动京师”是当时众多唐代诗人的奋斗目标，很多诗人都到过长安，并留下了描绘壮丽京城风光的著名诗篇。

　　在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春天，几位著名诗人王维、杜甫、岑参和贾至在大明宫上朝。贾至当时官拜中书舍人，是这四人里官阶最高的，所以他先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其他三位同僚写有和作。这几首作品中，公认写得最好的是王维和岑参的。其中王维这首诗的气势非常开阔，尤其是颔联部分，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唐军刚收复长安不久，大唐盛世的气魄还残留在高大巍峨的大明宫，“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明宫那种君临天下的气势，就通过王维的诗篇充分反映出来。再比如写长安大街景象的韩愈，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的“天街小雨润如酥”，风格清新。还有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这些都是写长安的名篇。

　　唐诗的情感价值

　　诗歌本身是情感的结晶。唐诗里面蕴含丰富的情感价值，我们大体上总结了一下，其中有乡情、有亲情、有友情也有爱情，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情感。

　　首先，我们从唐诗里面的亲情和乡情开始谈起。李白的名篇《静夜思》，大家都非常熟悉，我要讲的是李白《静夜思》的版本问题。

　　李白诗集的最早宋刻本，《静夜思》是这样写的：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考察几个宋代的版本，此诗都写作“看月光”和“望山月”，直到明朝中后期李攀龙在《古今诗删》里引《静夜思》时，将第三句改为“举头望明月”，他的这个改动，我个人推测可能是他受了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影响，李杜两人的诗歌通过他的加工或者改动，进行了融合。他后来编《唐诗选》，又将《静夜思》的第一句改作“床前明月光”，把“看月光”改成“明月光”。到了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唐诗三百首》时，就沿用了李攀龙的这个版本，《唐诗三百首》后世影响很大，妇孺皆知，于是今天我们读的《静夜思》的版本就成了这样。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在乡情的体认中，不同时期的学者、诗人都参与到了《静夜思》的创作中。为什么李攀龙的这个改动被后世大多数读者所接受呢？因为李白的原版“山月”，实际是李白对他的故乡的独特记忆。李白五岁时跟着父亲李客从中亚的碎叶城迁到了四川的江油，在江油生活到二十五岁才离开四川，江油的旁边有很多山，其中他早年读书的、寻仙访道的那座山叫匡山。所以对于李白来说，“山月”是对故乡独特的记忆，后来他还写过《峨眉山月歌》，这个是带有李白个人记忆的家乡月色。而“明月”更符合一般读者心中的故乡符号,所以“他乡明月——故乡明月——思乡之情”的流程，更符合多数读者的心理期待，因此，改动后的版本反而比原版本还要流行。唐诗中还有很多经典名篇，在传播过程之中，从题目到作者署名以及词句，都多多少少有过一些改变，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专门关注这个话题。

　　其次，我想谈一谈唐诗里面的友情和爱情。在唐代诗人里，李白和杜甫的友情是千古传颂的佳话。天宝三载也就是公元744年，离开长安的李白和准备进京赶考的杜甫在洛阳相遇。当时李白44岁已经名满天下，而在33岁的杜甫眼中，李白是文坛老大哥，两人意气相投，年轻时候的杜甫就像另外一个版本的李白，两人一样爱喝酒，一样喜欢打猎，一样豪言壮语、爱说大话，留下了一段千古传诵的文坛友情佳话。郭沫若先生曾写《李白与杜甫》，陈述了一个情况：杜甫嗜酒的程度其实比李白还要厉害，我们现在知道李白不仅是诗仙而且是酒仙，其实杜甫爱喝酒的程度甚至是超过李白的。

　　唐诗里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是非常动人心弦的。比如李商隐的无题之作，还有虽然有题但形同无题，像《锦瑟》直接把前一句诗的两个字抓出来，作为它的题目，号称难懂，所谓“一篇《锦瑟》解人难”，所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中间用典的有四句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庄生晓梦也好，蓝田日暖也好，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如梦如幻的意境。而我们回望人生的时候，总会感慨人生如梦，但在如梦的人生中，总有一些让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东西，就像“望帝春心”，就像“沧海月明”。“沧海月明”这个典故美丽而忧伤，是南海鲛人或者东海鲛人，说它的眼泪化为珍珠，珍珠边上依然挂着眼泪，这是何等的忧伤！诗歌用了这个典故的加强版。我们化用李商隐《无题》的一句来解释它，就是：“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不干。”诗中的这种情感是刻骨铭心的，它超越了《无题》诗情感的浓度，令千载以下的读者怦然心动。

　　唐诗里还有一部分情感之作，是家国情怀和个人意识交织在一起。杜甫晚年到了四川，在成都浣花溪旁盖了三间茅屋，过了一段相对而言比较安定的生活。好客的四川人民，美丽的巴山蜀水，接纳了忧患之中的诗人，使杜甫能够暂时地放下忧国忧民的沉重心理负担，享受一下和家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这个时期杜甫写了很多诗歌，心情是很愉快的，大家之前可能都读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还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等诗句，和诗人在长安时期的“沉郁顿挫”诗风迥然不同。

　　杜甫这一时期还有一首诗《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我们重点要说的是这两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两句字面意思就是杜甫的妻子拿了一张纸画作棋盘，杜甫诗歌里面写到他夫人的时候，总是用“瘦妻”“老妻”，他的夫人跟着他颠沛流离，吃了不少的苦。到了成都建了草堂，总算有了栖身之所，心情可以放松一下，可以下下棋。“稚子敲针作钓钩”，就是家里孩子把针敲弯了做鱼钩，体现了杜甫与家人的天伦之乐，表达的是杜甫的个人情怀。

　　接下来我们看宋代评论家是怎样解读这首《江村》的：北宋诗僧惠洪说，这首诗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里面的“妻”比喻的是臣子，“夫”比喻的是君主，因为棋局是直道，这就喻示着做臣子要做正直的大臣；鱼钩是弯的，“稚子”暗含着对当时幼君的讽刺，“弯”就是昏暗。惠洪就把杜甫这首描写自家人天伦之乐的诗，硬是解读成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忠奸大义。宋代的评论家也许认为杜甫的每一首诗都是微言大义、都应该有家国情怀，他们不相信杜甫能偶尔放下非常沉重的社会责任，于是就解读他的写景状物都有喻世的含义。后来陈郁在《藏一话郁》中对惠洪的观点有所反驳，但他解读此诗的出发点还是基于政治寓意，他认为觉范（指惠洪）今以妻比臣，稚子比君，用妻子来比喻臣子，用稚子、用小孩比喻君主，如果这样比拟的话，那么后果很严重，会导致“则臣为母”，大臣就成了母亲了，君主就成了儿子，这关系就乱了，所以“可乎？何不察物理人伦至此耶？”，为什么不考察人伦关系到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地步呢？陈郁认为，惠洪是荒唐的。不过他解释的出发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把《江村》诗比作忠奸大义，是求之过深、有一些穿凿附会，但是说此诗仅仅是抒发心情愉快、记录草堂附近浣花溪的美丽风光，这又失之过浅。况且此诗后面还有“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的句子，“更何求”就是欲有所求而求之不得，显然杜甫是有一点无可奈何同时也有一点心有不甘的。某种程度上，杜甫的这首诗里面透露出的就是自己在远离政治中心、难有作为的情况之下，心中还跃动着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忧念，只不过这些都悄然化作本诗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唐诗的思想价值

　　最后我们谈一谈唐诗的思想价值。

　　首先，唐诗里面充满着以道自任的忧患意识。中国古代士人有一个核心的理想，就是以道自任，士志于道。像杜甫诗歌里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都是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集中体现。当杜甫在政治上难有作为、时代不给他舞台的时候，他在文学的天地中重塑了自我。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吏”“三别”，写于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这是杜甫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今天一提起杜甫，脑海里不加思索就会蹦出四个字：忧国忧民。忧国忧民的代表之作就是“三吏”“三别”。“三吏”“三别”里的代表之作就是《石壕吏》，清代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对此诗有精彩的评价：

　　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哉！

　　可以说，这个家庭这个夜晚的遭遇是安史之乱中时代悲剧的缩影。尤其是其中的“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字面意思是，夜已经很深了，呼喊的声音、老妇啼哭的声音早已消失。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奔波了一天的诗人，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投宿，半夜又被石壕吏的呼喊吵醒，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可以安静下来了。按照常理来说，如果他对这件事无感的话，可能早已沉入梦乡了。但目睹了石壕村里这个家庭祖孙三代的人间惨剧，杜甫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所以这十个字的重点，不是谁在哭，而是谁在听。如果我们把这首诗读得透彻一点，“如闻”就是“好像听说”，当我们使用“好像”这个词的时候，潜台词就是否定的，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哭声，他听到的只是风声和雨声，可是对具有底层情怀、关注底层命运的杜甫来讲，石壕村的风声雨声在耳中听来都是老百姓的哭声，所以才有“如闻泣幽咽”的写法。通过这样一个细节，就能够折射出杜甫的忧患意识，相对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样直抒胸臆的诗，我个人更喜欢《石壕吏》这样不动声色、客观描写中饱含思想情怀的诗。

　　其次，我们还能从唐诗里读出诗人的人格尊严。唐代的诗人不仅有强烈的功名欲望，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体意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刚进长安的时候，有很多故事附会在他身上，比如说皇帝见到他降辇步迎、御手调羹，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杜撰的，比如说“力士脱靴”，但这些虽然不符合历史真实，却非常符合李白个性的真实。李白这样的人，就应该把当时权倾一时的大宦官高力士戏耍一通，出一出百姓心中的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封建王朝权贵的恶气。所以在李白身上，他的诗歌里不仅能读出刚正不阿的人格尊严，而且后世的故事把这样的思想情怀放大了，把它不断传播下去。

　　最后，就是登高望远的理想精神。唐诗里很多名篇都是登高望远的作品。王兆鹏教授做《唐诗排行榜》，在五万多首唐诗里找出一些经典作品，按照知名度影响力进行了一个排序，计算出来一个榜单。这个榜单里崔颢《黄鹤楼》名列第一。古人登高望远、登山临水的时候总是浮想联翩，有很多灵感迸发出来。传说李白登黄鹤楼的时候，看到风景如画，心潮澎湃，就准备提笔写诗，但是再一看，黄鹤楼上早已留下了崔颢的诗，李白读了之后非常之佩服，就说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当然是一个传说，但在某种程度上给崔颢的这首诗加了不少分。《唐诗排行榜》中除了第一名崔颢的《黄鹤楼》，还有第四名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第五名杜甫的《登岳阳楼》，第六名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这些都是登高之作。这些登高望远之作对后世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说唐诗的思想价值，其实不需要总把它解读得多么深刻，主要是领会它的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以及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唐朝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但是唐诗里蕴含的这种价值，它的认识价值、情感价值和思想价值，却充溢着生命的力量，值得读者和研究者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