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染新作解密“李劼人往事”
龚静染新作解密“李劼人往事”
《李劼人往事:1925-1952》
2017年夏,作家龚静染到乐山市档案馆查阅史料,第一次打开了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关于李劼人的东西。大量珍贵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就在他面前,让他感到非常惊喜。在小心翼翼展开它们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李劼人刚刚离开不久,那些墨迹中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就在那一刻,龚静染下定了决心要完成一部关于李劼人的著述。这也是龚静染最新非虚构作品《李劼人往事:1925-1952》的由来。
传奇李劼人:创办嘉乐纸厂担任董事长
李劼人一生颇为传奇,写作、经商、从政均有建树,这在同时期的作家中极为少见。其中经商的时间最长,占据了人生的重要时光。在龚静染看来,“三者密不可分,可谓是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
在龚静染看来,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时间。一是时间跨度长,二是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而这是之前的研究者没有足够重视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史料藏于深山,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过去,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作品文本展开的,鲜有对特殊环境下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家与作品之间深层而细微关系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不仅相当重要,也非常有趣,而我做了一件从源头引出活水的工作。”
李劼人从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一职,时间长达27年之久。乐山市档案馆里保存了李劼人这段人生经历最原始、最丰富的档案史料。对此,龚静染迅即意识到,这是一次与历史的相遇。“我当即放下手中的写作来专做此事,认为没有哪件事比之更重要、更迫切。”由于资料庞杂,加之文件年代久远,辨识和梳理工作量很大,龚静染花大量时间泡在里面。
虽然辛苦,但龚静染心存感恩,“我要感谢那个漫长的夏天,在无边无际的蝉鸣声中完成了李劼人经营嘉乐纸厂期间的档案查阅,这无疑是一次独身前往的历史寻访,而《李劼人往事:1925-1952》这部书呈现的几乎就是那个夏天的全部收获。”后来龚静染得知,这批档案史料的命运颇为曲折,它是在1990年代末嘉乐纸厂破产后,从一个多年未开封的柜子里找到的,据说差点就卖给了收荒匠。让龚静染震惊的是,“这些史料被发现后也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回音稀落,问者寥寥。”
整理档案史料是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竟达两年多时间。龚静染一件一件地看,辨校、抄写、归类,常常弄得两眼昏花、头晕脑胀。虽然不胜其苦,但他收获很大,“我写的这本书中诸多细节都是在这些史料里发现的。通过这些史料,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现了出来,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个过程中,他陆续寻找书中的相关人物,虽然他们都已过世,但从李劼人、陈宛溪、舒新城、梁彬文、谢勖哉、杨新泉等后人和朋友处也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丰富和补证了不少史实。
等做完这些工作,龚静染进入了写作阶段,时间又是一年。这中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足不出户的生活正好给了他安静的写作空间。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写作过程比较顺利,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一气呵成。当时商务印书馆丛晓眉女士来成都,正是金秋时节,临时起兴到菱窠参观。那天漫步在小院中,记得是正好走到李劼人塑像前,丛晓眉突然对龚静染说,“这本书就交给我们来出吧。”龚静染感慨道,“2021年春节前,书稿顺利进入编辑流程,现在想来,又觉得是种缘分。”
2021年10月底,《李劼人往事:1925-1952》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封面新闻记者先读为快。在书中,可以看到李劼人在1925-1952这27年间的工作、生活细节。比如他如何去找投资拉赞助,如何找造纸材料,如何去江浙一带、昆明旅行。在此期间,李劼人也迎来了他文学上的辉煌时期,开写《死水微澜》《大波》等,构建小说中人物原型来源、写作细节、灵感源泉等等。
李劼人的这段经历与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故事之间的关联,让人看到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有着神奇的互相印证。也看到成都东郊李劼人故居“菱窠”修建的细节,以及抗战期间李劼人在成都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叶圣陶、朱自清、沙汀等人来往。还看到嘉乐纸厂救助内迁到乐山的武大教授。抗战时期,国学大师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在乐山武大读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一书中写到她到嘉乐纸厂参观,看到很多漂亮的纸张册子的兴奋。朱光潜、苏雪林等人还入股嘉乐纸厂。可以说《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不只写李劼人,还带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近百年前的时代。
李劼人的遗憾:未能完成长篇小说《急湍之下》
李劼人的写作有两个黄金时段,一个是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那几年,即1925年到1927年间,他不少优秀中短篇小说就写于此时;另一个是1935年到1937年间,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也就是说,李劼人真正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一时期,而这两段又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飞跃。
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中,龚静染更多讲到了李劼人的遗憾。在龚静染看来,李劼人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但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就被迫中断了。到1952年,嘉乐纸厂实行公私合营后,他当了成都市副市长,就更没有时间和心境去从事文学写作了。”但李劼人究竟没有忘记文学,仍然把文学当成安身立命的依据。到了晚年,他还在酝酿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
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给林如稷的信中写道:“我老早就有一个愿望,打算在《大波》写完,准备写下一部长篇(现尚未定,到底循序而进,接着写袁氏叛国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暂取名为《急湍之下》的好呢?还是大跳一步,写《天魔舞》即从抗战紧急时候的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这是李劼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这部书稿的写作计划,而此时他已七十高龄。
1962年8月1日,李劼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给舒新城的女儿舒泽淞的信中写道:“在将此三部曲写完后,拟另起炉灶,写一部反映民国二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代的东西,名字尚未拟定,暂时名之为《急湍之下》。到底拟写几本,亦未定。预计总不能少于五十万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李劼人就去世了,写作此书的计划也就成为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
显然,晚年的李劼人还想让自己的文学生命得以延续,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完成夙愿,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损失。在他一生中,有大量时间用作了经商和从政,他的挚友魏时珍认为这耽误了不少时日,为之惋惜。“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
未写出“不能少于五十万字”的《急湍之下》,也许是李劼人最大的遗憾。但龚静染进一步思索,“这样的遗憾,非他自己所能左右,也非李劼人所独有。纵有如椽巨笔,在时代大转换之际,无论是名噪一时,还是泯没于尘,或是悄悄藏在床底,重现于今世,作品的命运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李劼人是否真的如魏时珍所说的在人生选择上稍有退让,就一定有更大的文学成就呢?”
龚静染这本新书或许就是一种解答,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遗憾”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的,让人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李劼人。
寻找李劼人笔下遗失的故事和人物
这些年中,关于李劼人在文学史上被严重遮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远离文化中心,惯用方言写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义色彩重……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传播不畅的原因。而现在人们逐渐发现,其作品流淌着现代文学的优秀基因,是中国比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写作,他应有盛誉远在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之上。不过龚静染在《李劼 人 往 事 :1925-1952》中并没有讨论这些话题。他很清楚自己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寻找李劼人先生笔下遗失的故事,以及那些早已沉睡的人物。他也深信这本书在使用新史料的丰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对李劼人研究将不无助益。
龚静染还忍不住试想,如果李劼人按他所愿完成了“十部联络小说”,他一定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而其中的一部必定会写到嘉乐纸厂这段,对于栖身工商业多年的李劼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题材,也是他人生无法绕过的漫长时光。“但这个设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在时隔近60年之后,特别是在他诞辰130周年之际,用这本书来纪念李劼人先生,却多少是个弥补。当然,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份岁月的苍凉而已。”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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