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全书》：中华文明寻根溯源新尝试

　　《巴蜀全书》：中华文明寻根溯源新尝试

　　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收集整理经典古籍是推动思想、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巴蜀全书》旨在调查整理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巴蜀地区的历史文献,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项目启动10年来，相关工作已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摸清家底,初战告捷。通过查阅古今书目，走访公私藏家，我们收集、甄别、分类川渝所藏古籍信息50余万条，全国所藏巴蜀文献目录5万余则，基本摸清巴蜀历史文献的曾有数量以及现存巴蜀文献版本和收藏情况。统计出历史上曾有巴蜀古文献10000种以上,现在保存下来的约5000余种。仿照《文献通考》《经义考》体例,编撰《巴蜀文献通考》。调查现存文献收藏状况,为5000余种巴蜀古籍编制《版本目录》；翻检各种图书内容，考察学术价值,为1200余种优秀图书撰写《内容提要》；再精选其中内容充实的图书500余种，用现代范式标点校勘，编成“精品集萃”，整理字数达3亿余字；鉴于巴蜀地区雕版印刷发达,留下许多雕印精良的宋版元椠,我们又精挑若干种，编成“珍稀善本”予以再造重版。整理成果已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260余种300余册,其中《宋会要辑稿》《廖平全集》《三苏经解集校》《苏轼全集校注》等，曾获教育部及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10余项奖项。

　　精心分类，构建体系。由于历史上巴蜀文献从未被系统整理过,编纂《巴蜀全书》必须对这些散见的文献进行收集分类。我们撰著《巴蜀文献要览》《蜀学与文献》专著，系统探讨了巴蜀文献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轨迹；将传统目录分类和现代科学研究相结合,古文献仍按经、史、子、集、丛编目,近当代文献则按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民族、宗教、科技、综合等分编。大小类前冠以“叙”“论”介绍其渊源，所收各书皆撰“提要”“前言”介绍其内容，形成内容全面、古今兼顾的巴蜀文献体系。

　　整理研究,双管齐下。《巴蜀全书》既是文献整理工作,也是巴蜀文化的研究工作。一方面，项目组对所选图书进行精心校勘,如《宋会要辑稿》（底本系南宋蜀人张崇祖、李心传所编《总类国朝会要》）是据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抄本影印,编辑错乱,字迹模糊,向称难读。在整理过程中，我们除了对其施加新式标点,重新排印外,还钩稽考索,广征博引,对其中讹夺衍倒进行校勘,撰写校记多达30000余条，保证其真实可靠。另一方面，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华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明创造或始于巴蜀。比如，首部“阴阳”经典《连山》,首篇“五行”文献《洪范》,中国诗歌第一唱“候人兮猗”的《南音》，首部志怪地理《山海经》,首部体例完备的方志《华阳国志》,首部词集《花间集》,儒家首次《十三经》结集,佛教《大藏经》首次雕版,都率先完成于巴蜀，为文化溯源提供了证据。

　　文物互证，解决悬疑。《周礼》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东汉郑玄注：“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这与《山海经》佚文“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为《连山》”吻合。由于《连山》《归藏》早佚，内容面貌不清。我们从唐人注疏略知《连山》有许多夏代故事，但缺乏其与巴蜀关系的佐证。根据三星堆“青铜神坛”的“天、地、人”结构，我们发现这与《华阳国志》所载古巴蜀人“天皇、地皇、人皇”信仰正好吻合，说明“三才合一”观念在巴蜀渊源甚古。再考察“神坛”圆形底座酷似“太极”，其上首尾衔接的两个怪兽实像“两仪”，再上四个立人又像“四象”，立人头顶四座连峰合围则像“连山”，连山之上又有四方形天庭，每方还有舞姿翩跹的五个立人。整座铜像与《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连山》‘经卦皆八’），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的宇宙生成论和易道演化说若合符契，同时铜器的五级构建和四方五人还带上了巴蜀“五行”观念的烙印。这或许是“兴于西羌”的大禹制作《连山》后的文化遗存（或“连山文化”的器物表达）。可见，“禹制《连山》”史有其事，“生于广柔”的大禹正是继承了古蜀“阴阳”“三才”“五行”“太极”等观念才制作出了《连山》。

　　巴蜀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巴蜀全书》的出版,必将为古代文明的寻根溯源以及当代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丰富鲜活的史料。（作者：舒大刚，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儒藏》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