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的实地考察与《水经注》的撰作

　　郦道元的实地考察与《水经注》的撰作

　　我国古代历来有重视记载河湖水道的传统，从先秦时期成书的《山海经》《尚书》到汉代的《史记》《汉书》等典籍，都保留了大量相关信息。东汉以后则有多部以《水经》为名的著作问世，其中有一部三国时期成书的《水经》，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情况。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嫌其简略，乃以其为纲，增广河流水系至2596条，撰成《水经注》四十卷，字数也超过原文20倍以上，郦道元被后世赞誉为杰出的地理学家。

　　如何撰注《水经》？依照郦氏自序，是对诸条水系“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缪(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通过网罗爬梳大量前人文献、碑刻铭文、公文书信，甚至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等材料，“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清人王先谦语)。注文所引很多材料后世已经亡佚，赖《水经注》得以部分保存。

　　清人沈德潜说：“余少时读《水经注》，服其真能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路”，《四库提要》则说“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俱不免附会乖错，……传闻失实”。谭其骧先生说：“古今有许多学者认为，全部《水经注》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词句外，便都是郦道元根据他自己的调查、考察、研究所得写下来的，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郦道元一生游历所及，无法涉及南朝疆土，就是北魏境内，也是很有限的几处。郦道元自述“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治学方法是“默室求深，闭舟问远”，“可见他决不是一个大旅行家，更不可能是一个从事大范围实地考察的工作者。”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缘于郦道元提及“访渎搜渠”。仅以字面意思容易理解为郦氏十分注重实地考察，谭先生提醒，结合上下文便可明白，“原来他是根据‘前文’即前人作品所载水道源流和两岸经历，一渎一渠地缉缀下来的。……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见亲闻所记下来的那一小部分。”实地考察在《水经注》的成书过程中是否起到关键作用，已经成为定论。

　　尽管如此，倘若将郦道元的“亲见亲闻”，即其游历考察所得与《水经注》成书分别讨论，似乎仍有新的收获。按郦道元一生，因私因公多次游历，行踪涉及北魏境内多地。郦氏祖籍在今河北保定涿州市，《水经注》对这一带的描述极为详细，便可能与他童年的记忆有关。道元少时，跟随父亲郦范长期迁居青州(治今山东青州市)，熟悉青州一带地物，如《水经注》卷二六记述熏冶泉水源头一带景色优美，实为“嬉游之处”，“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又有“(石井)水北流注井，井际广城东侧，三面积石，高深一匹有余。长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赑之音，惊川聒谷，漰渀之势，状同洪井，北流入阳水。余生长东齐，极游其下，于中阔绝，乃积绵载。”道元成年随父到北魏都城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中央政府任职，数年后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身为京官，有多次随同皇帝巡行的机遇，如“余以太和十八年(494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之辞也。自台西出，南上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不仅详细记载孝文帝巡幸阴山讲武台一事，还将讲武台周边的地理风貌一并保存下来。郦道元后又外任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郡太守及东荆州刺史等职，得以因公前往北魏多地。《水经注》卷二十五：“余昔因公事，沿历徐、沇，路迳洙、泗，因令寻其源流”，卷三十二也说：“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车所届，次于决水，访其民宰，与古名全违。脉水寻经，方知决口。” 通过实地踏察发现与典籍记载间的抵牾，进而做出合理辨析。引述他人著作时，也留意该作者是否亲睹该水。仕宦途中，他甚至还有机会再返青州故地，重游石井水，“后因王事，复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赋诗言意。弥日嬉娱，尤慰羁心，但恨此水时有通塞耳。”

　　早郦道元约六百年的太史公司马迁，其游历考察与撰著《史记》，与郦道元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太史公自述，还是后人对《史记》的评价，几乎都对其游历给予充分重视。《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游历途中，往往带着明确的考察任务，《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游历所获是《史记》重要的资料来源。早年的游历，仕宦生涯中的奉公出行，跟随帝王巡游以及为“成一家之言”进行的实地探访，司马迁郦道元都有极为相似的考察经历。对于难以亲往的异域藩邦，二人竟然也都要寻觅良机采访蕃使，力图获取更为直接的信息。

　　同样的游历活动，为何后世会出现差异如此之大的评价？问题应该出在著作的性质上，即《史记》是一部开创性的史书，《水经注》则是一部公认的地理书(郦氏却不一定认可)。既是地理之书，势必会考量是否充分开展实地考察。不过，依照当时的科技条件以及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些都不容易实现，《水经注》的成书，只能通过大量的文献搜集整理，查验比勘来完成。在不具备现代交通条件的情况下，古人的游历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辅助动力来完成，日常起居、后勤保障也是大问题，考察范围势必受到极大限制。即便拥有现代科技条件支持的今天，要在大半个中国这样巨大的地域空间内进行实地考察，其范围与内容的完成度依然不会太高。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明末清初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方才涌现出一批如徐霞客、王士性及梁份等学者走出书斋，转以野外踏察为重心，以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现代地理学雏形的地理之书。

　　综上，将郦道元的游历考察与《水经注》的成书手段单独讨论，是较为稳妥合理的做法，能分别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清代学者王先谦研究《水经注》三十年，生平足迹所至，必随身携带此书，不断通过实地考察来核验书中所记，计划通过绘制地图，参考其他史志及清代政区来为注作疏。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熊会贞师徒二人历数十年完成《水经注疏》及《水经注图》，赓续了郦道元开创的学术事业。今人研究《水经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必然并重，然则郦道元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做到了他应该做的，沈德潜以“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评价《水经注》，也是对郦道元学术生涯的肯定。

　　(作者：刘新光，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