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道而来》：一切可以肩并肩手挽手

　　《远道而来》：一切可以肩并肩手挽手

　　从北京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挂职，确实是我生活中不小的意外。但一旦定下来后，我想在高原上三年，我得写点东西。渐渐地，我的目标明朗了，为临潭写一本书。我的动机也走至最朴素之处，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临潭，并能到临潭去体验一下、游览一下。近些年，临潭在发展旅游经济。我愿意尽我所能，做点贡献。

　　朴素的情怀，需要文学的准备和行动。我不是导游，也不是形象代言人，我是作家，那么就应该用作家的方式书写和表述临潭。以某一地域为书写场域，并力图全面且深入地呈现，我以为散文还是最好的体裁。

　　问题在于，当下的散文写作纷繁多样，都有一定的成功范式。比如生态散文，比如游记式散文，比如历史散文，不一而足，但共同点在于，都是就着某一路径和向度生猛发力。极致，当然是文学重要的强度和深度所需要的，也是文学力量重要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些“套路”，不是临潭所需要的，自然也不是我想采用的。

　　到临潭一年多后，我才开始了《远道而来》一书的写作。最终我选择了散文创作不是套路的套路，尽可能回到散文特有的辽阔，保持心灵的敏感，牵手散文的无拘无束。这次写作，时空跨度确实有些大。从高原下来，我还在写。

　　业余写作，当是一种日常工作、生活的穿越。这个时间，当然只能在夜深人静之后。

　　结束一天的工作，收拾好柴米油盐的细枝末节。当一切可以暂告一段落时，终于可以另起一行。从大世界钻入小书房，从喧嚣溜进安静。这是肉身的归位，也是心灵的觉醒。

　　当然，我的业余写作过于极端的业余。在我写作的最初20多年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如此一来，工作时间不敢写，也不能写；白天没空也没心思写。在当图书馆馆长的那五六年里，工作节奏和内容由我掌握，偌大的办公室，很少有人来打扰。这当是写作的最好机会。为此我曾努力自我治疗，然而几经周折，总是无法打破桎梏。好吧，只好作罢。如此，写作的业余性彻底被坐实了。白天不行，在办公室不行，只能在夜晚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才可以进行文学写作。

　　有些作家可以不分时间地点，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写作状态，真的好羡慕。

　　说这些，好像是为自己写得少找理由，寻求一些自我安慰。不然怎么办？要保持好的心态，就得如此，当然也别无他法。

　　其实众多的写作者都是如此，只有在人间某个无人打扰的角落，才能在写作中进入那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抽身而出，在逼仄中宏大，这是业余写作者的宿命。因为业余，多了一份随性，更有了以生活之余音充实人生的愉悦。2019年10月，从高原回到北京，我以为一切又可以回归平常了。没想到，三个多月后，又一次措手不及迎面而来。只是，这一次的措手不及不仅仅是我，而是整个世界。

　　凡事总在变化中，但一定也有不变的；我们总会遇到慌乱以及偏离日常轨道之事，继而让情绪不安生，让心情不淡定，陷入漩涡之中，自己也成一个甚至数个漩涡。

　　路总是要往前走的，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事情总是要做的，有一些目标，总是不能放弃的。

　　转眼，离开三年的高原生活已两年多，但似乎还没有缓过来。比如长胖了，比如嗜睡了，比如反应迟钝了。在浅显的现实面前，高原又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之外，成了远方的远方。可是，高原已住在我身心里，无法抹去。进入这样的写作，更能让我快速地从日常生活抽离。这时的我、纸上的高原与曾经的岁月，完全在当下之外，不过，谁能说不是另一种当下呢。

　　如此这般，在一个个夜晚，在狭窄的空间里，我回到了高原的辽阔与深邃。那里的阳光照亮了我的血液，那里的风带我飞翔，那里的草木山水倾听我的呼吸，那里的人们如同我故乡的左邻右舍。

　　从高原到北京，从一个生活的漩涡到另一个生活的漩涡，算起来，从有创作动意到最后的定稿，再到出版，历时五年有余。这似乎也是一种远道而来。诗歌讲究实时反应，注重爆发力，散文需一些沉淀，至少我的诗集《临潭的潭》和散文集《远道而来》为我自己作了这样的证明。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远道而来》，我希望这是一部西部高原之上临潭的文化坐标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