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用散文笔法叙写学术的艰辛快乐

　　刘跃进：用散文笔法叙写学术的艰辛快乐

　　  《从师记》是一部回忆散文集，上编6篇，以我读书成长的经历为线索，回顾文学梦想的缘起、知青生活的淬炼、大学求学的经历以及两代人对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记忆，还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实践让我感受着社会这所大学的深邃；不同时期的老师们是如何手把手地教我读书、做学问，也在书中有具体而微的描述。下编9篇，是对俞平伯、王伯祥、魏隐儒、傅璇琮等前辈学者的追忆和纪念。附录一篇，记录了与年轻学人的一段学术缘分，再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古训古风。

　　  过去几年，我撰写了若干纪念前辈业绩的文章，评介范文澜、梅兰芳、潘天寿、郑振铎、姜亮夫、钱锺书、逯钦立、孙犁、柳青、曹道衡、樊骏、沈玉成、邓绍基等人的文学贡献，在学术圈产生一定影响。而《从师记》则更进一步，走出学术界，意外得到读书界关注。有媒体把我的这类文字称作学者散文，引发了我对相关问题的思索。何为学者散文？学者散文又何为？

　　  中国古代的文章分类，大体分为韵文和非韵文两类。早期的文章，为便于记忆，多有韵味。后来，各类文章不断涌现，翻新变化，催生了文章的分类学。《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等文学总集便按照文体分为30多类，其中多数为实用文体，属于广义的散文。现代散文，其边界不甚清晰，有的像小说，有的像诗歌；其风格也不尽相同，或是抒情散文，或是记事散文，当然还有议论散文等；其作者群更是庞大，心有所感，形诸笔端，便成文章。

　　  以前有过工人诗、农民诗的说法，现在基本没人提起。以作者身份来为散文冠名是否得当，暂且不论，但学者撰写散文，确是当下比较引人注意的文化现象。

　　  所谓学者散文，大都具有两重属性，一是学术属性，二是文学属性。这类散文大多以自己真实的治学经历为基础，把学术研究中感悟到的生命体验通过文学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真实、细致、内敛、耐读，是其基本特征。这与数量更为庞大的抒情写景散文有所不同。

　　  为什么很多学者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又涉足散文写作？以我自己的观察和自身的经历来说，大体有这么几个原因。

　　  从个体经验看，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很多亲历者在经过大约40年的历程后，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记录既往的写作冲动。这是人类口述史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前无古人的社会巨变。早期投身这一浪潮的年轻一代，而今业已步入中老年，这是一个喜欢回忆的人生阶段。近年来，各行各业都有这类回忆性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再次印证了这一写作规律。

　　  从文化心态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过去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回忆过去，很多人用文章记录国家“站起来”的过程，他们的笔下，有奋斗与牺牲，有辉煌的成绩，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结经验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那个时期的基本态势。新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全面深化，国家的整体实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更加客观地审视我们的民族传统，更深切地感受到前辈创业的艰辛。他们写作的散文，往往具有积极向上的力量。

　　  从学术传播看，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二三素心人的事，更需要接地气，与人民同呼吸。很多自然科学家，用富有文采的笔触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人文工作者们更是意识到人文情怀和社会关切的重要性。他们撰写散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有效地普及学术，让学术走向大众、走向社会。

　　  从自身修养看，中国古代人文传统向来讲究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义理学偏于思想史，考据学属于纯学术，文章学则属文学范畴。三者中，文章之学最是基础。现代学术的划分，文章之学逐渐被剥离出去，学术是学术，文章是文章，彼此分属不同学科领域，似乎泾渭分明，中国的文统不免式微。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依然坚持散文写作，让这古老的人文传统不绝如缕。老一代学人的作品，如唐弢的现代书话，黄裳的古书题跋等，尽管形式不一，风格各异，但多与读书、治学相关。当代余秋雨、南帆等人的散文写作，以文化学人的视角审视历史风物或日常生活，展示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对人生的体悟。

　　  回到我这本小小的《从师记》，它没有寻找历史奥秘的期许，也没有关于人生智慧的洞见，它只是真实记录下作者一路走来所遇见的那些老师。我曾和他们促膝而谈，握手而别，目送着他们步入岁月深处。按理说，既往之事，宜其两忘。而在我，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子，还有那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总是无法淡忘，久而久之，在记忆中成为我生命中的诗——美丽、真切、感动。

　　  济慈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我没有诗才，只想用最真实的笔触，写出对生活、对老师的感念之情，讲好中国学术的故事，让更多读者了解学术探索的艰辛和快乐，让学术成为一抹别样的风景。(文/刘跃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