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两创”工作的新收获——评《德本体——德道论》

　　中华文化“两创”工作的新收获——评《德本体——德道论》

　　《德本体─德道论》 任国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光明书话】

　　由大连重明书院任国杰撰写的《德本体─德道论》日前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特点如下：

　　一、问题意识强

　　作者高度认同“启蒙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终极关怀缺失”的观点。他重拾原儒“德本体─德道论”的主要目的，是立志为黎民百姓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焕发“申命行事”之志。

　　李约瑟曾指出，“西方在没有适当的资具与准备情况下，因科技工商业的片面发达而被推为世界领袖，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杰君坚信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中华文化不仅具有“对话”的资具、“破茧”的资具，而且还有“引领”的资具。

　　作者从古文字学、训诂学角度入手，将甲骨文“德”字三类写法，按着《洪范》的释义做了识读， 指证“德”字最初是讲哲学。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他很好地回答了“德”是如何在中华古代文明中形成的，是在何种程度上与西哲亚里士多德“德性之后”的“正直”和“正义”、作为“第一推动力”的“隐德莱希”，乃至古希腊的Ethos(社会气质、民族精神) 相互“通约”的；神圣的、没有“堕落”以前的“德世界”又是在哪种语境下可以与西方基督文明互镜的。

　　二、逻辑性强

　　作者既不是从“今古文之争”，也不是从“超越的突破”角度，而是从S.N.艾森斯塔特的“第二序反思”理论角度定义原儒——孔子的，认为老年孔子会通儒、易创造的新儒学提升了儒学的品质。

　　《德本体─德道论》在布局谋篇上分上下两篇。在第一篇，作者采用了纵(从“形而下”到“形而中”，再到“形而上”)、横(知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两条线论证了“德本体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指出，德本体论是以德为本体、终极关怀和研究对象，以价值来源、价值构成与匹配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问。德本体具有宗教性、客观性、自洽性、普适性、开放性等特征。认为“讲‘大全’不讲‘整体’的德本体呈现的自由，才是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真精神”。在第二篇，作者将“德本体论”向传统作了转换和回归，打造出了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德道论。国杰君强调，德道是以德本体论为基础，以建构生态伦理、建设新型文明形态、追求幸福生活为旨归的保合太和、万国咸宁之道。

　　作者对德道与泛道德主义的“道德”做了严格区别，认为：德道唤醒的是敬德忧患意识，“道德”突出的是“利他主义”意识；德道强调对自己的义务(权利)，“道德”强化的是对他人的义务；德道讲价值来源，“道德”行价值践履；德道讲“自律”与“他律”的统一，“道德”专司“自律”。

　　三、原创性强

　　作者是在对以往价值理性论说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在本体宇宙论背景下，在重塑生态伦理语境中立定“内在目的性”和价值理性进而展开新的“宏大叙事”的。

　　《德本体─德道论》有若干新发现：

　　作者发现《易》有“四易”，即除了“变易”“简易”和“不易”之外，还有“交易”。认为“交易”具有现代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体现的正是“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的思想，这与原儒对“德”之本义——“正直”“正义”的解读是卯榫相合的。

　　作者肯认“继善成性”学理，认为法治的基础是“统一人性论”，绝非单纯的“性恶论”。他慧眼识珠，发现古老的《易经》早已给“法”下过定义，即“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法”是“制器之器”——模和范。这个“法”来自“自然之象”，出于“下济”天道的“应然”——自然法，属于“价值法系”，进而为社会主义善法良治夯实了学理基础。

　　作者深度刻画了“太上以德抚民，然后亲亲，以相及也”——没有“堕落”、不分等差、不讲尊卑的“天爱”世界。并直言，这种“公天下”的、本无家庭伦理束缚的、生生不息的“太上之德”，正是建构普适伦理的动力之所在。

　　作者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德，从超越的“德世界”疏通了价值的源头活水，还通过论证“君子社会”与“共同体”之同源、并存，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援。

　　作者按着“先验的”哲学原理，即德本体─德道论，从“历史哲学”角度对儒学重新做了分期，提出了他自己的“儒学五期说”：孔子开创的德本体─德道论为第一期； 孟、荀、董子为第二期，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小传统”；班固诸儒“转换”的儒学为第三期，打造了所谓的中华文化的“大传统”；宋儒为第四期，儒学自此走向了东北亚、东亚和南亚，自此定格为“地域文明”；“新时代”儒学为第五期。儒学二、三、四期的特点都是“接着讲”的，第五期的目标应“照着”原儒“普适文明”讲，重回第一期老年孔子，从中国再出发，使儒学重新走向世界。

　　作者经过严格论证提出了不少新命题，如“德者自得”“两个世界，一元德本”“以德安人，依法治国”“德道成就民主和科学”“德元为体，东西为用”“德合无疆，德道多助”等，得出了中国文化不仅“早熟”，而且“成熟”的重要结论。

　　《德本体─德道论》会通中西，打通了文史哲、贯通了政经法，逻辑缜密，论据坚实，解释力、说服力强。它能全面回应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有关消解价值理性以及贬损中华文化品质的理论，为我们重新掌握“解释中国的话语权”提供了丰富的、顶用的新“资具”。特别是，国杰君通过对德道与传统的“王道予之”和西方的“霸道夺之” 的深入比较研究，指出，德道是去“中心化”的开源、开放、共建、共赢、共享之道。德道理论与数字经济相通、与构建多极世界理论合拍，能为世界秩序重建赋能，具有普适性。它远比西方“泛中心化”(神中心、上帝中心、人中心、欧洲中心、美国中心)的所谓“普世文明”高明。

　　作者总是主动、频繁、广泛运用东、西“共同体范式”。但始终强调：对西方范式的运用，并不存在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优越的预设，只不过是用中西都能听得懂的话语与其平等对话而已。

　　总之，作者有理论创造的勇气，不仅坚持“自己讲，讲自己”，还勇于“品他人，讲他人”。国杰君与时偕行，返本开新，在“德文化”研究上下了真功夫，对中国文化的“两创”作出了新贡献。《德本体─德道论》含弘光大，嘉惠学林，佳作难得。

　　（作者：郭齐勇，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